在欧洲上流社会曾经存在过一种传统

翻开欧洲文化史，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一些出身贵族的妇人，常常以保护神的姿态，向才华横溢却处境窘迫的文化人伸出援手。而那些艺术家、作家或音乐家，迫于现实压力，有时也不得不接受这份馈赠。无论这些贵妇人的初始动机为何——是出于对艺术的纯粹热爱，还是为了满足某种精神寄托——客观来看，她们的确在不少关键时刻，成了文化创作的“催化剂”。

巴尔扎克：一道“最好的丈夫的菜”

若论依靠女性支持生活的名人，巴尔扎克堪称“佼佼者”。他曾在给妹妹的信中，毫不掩饰地写道：“看看周遭，是否能帮我物色个有笔财富的寡妇？在她面前将我夸耀一番——一个极好的小伙子，22岁，长得帅气，眼睛溜转活泼，全身充满激情！是众神曾经烹出的一道最好的丈夫的菜。”字里行间，半是自嘲，半是现实所迫的急切。

这位大文豪毫无节制的生活方式，让他早早债台高筑。27岁时，债务已高达9万法郎，仅利息一年就要支付6000多。为了躲避债主追讨，他选择了一处“绝妙”的居所：房子前后门都通路。于是，我们便能想象这样一幅画面：巴尔扎克坐在书桌前，远远瞥见债主从前门而来，便立刻从后门溜走；若债主绕到后门，他又能从容地从前门脱身。

这场与债务的“游击战”最终以另一种方式落幕。巴尔扎克成功找到了一位富有的伴侣——韩斯迦伯爵夫人。她出身于俄国声名显赫的家族，名下拥有数千农奴和广阔土地。最初，她因欣赏巴尔扎克的作品，匿名给他写了一封信。令人称奇的是，巴尔扎克竟在报纸上刊登寻人启事，寻找这位匿名者。机缘巧合下，写信的伯爵夫人看到了启事，一段长达十多年的通信与数次会面就此展开。最终，伯爵夫人答应了巴尔扎克的求婚。然而，命运弄人，就在结婚仅仅5个月后，巴尔扎克便因脑溢血与世长辞。

柴可夫斯基：寄去一枝花

另一位与“保护人”关系密切的艺术巨匠，是柴可夫斯基。他的资助者梅克夫人，是一位大资本家的遗孀，家财万贯且深深痴迷于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当时，柴可夫斯基经历了一段失败的婚姻，生活困顿，还需负担前妻的高额生活费。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梅克夫人决定庇护这位她所敬重的音乐家。她寄出了第一笔资助款，并承诺此后每年提供6000卢布。

有了这份稳定的支持，柴可夫斯基的生活得以安顿，并顺利完成了《第四交响曲》的创作。作品印行出版时，梅克夫人又特意寄去1500法郎。而柴可夫斯基在回信中附上的，是一枝花。他在信中对梅克夫人说：“（您）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我向您要钱而不会感到害羞的人。首先，您仁慈而慷慨；其次，您有钱。”这份关系，超越了简单的施与受，掺杂着艺术知音间的理解与尊重。

1887年，尼·鲁宾斯为柴可夫斯基争取到一份工作——作为音乐代表参加巴黎博览会，为期8个月，月薪1600法郎。出乎意料的是，柴可夫斯基拒绝了。这让鲁宾斯颇为气恼，甚至跑去请求梅克夫人停止对柴可夫斯基的资助。但梅克夫人重申，柴可夫斯基需要的是安静与自由，并邀请他来自家庄园进行创作。正是在这段宁静的时光里，柴可夫斯基创作出了三首小提琴与钢琴曲。

卢梭：自己是“情人的作品”

可以说，没有华伦夫人，或许就不会有后来那位影响深远的大思想家卢梭。

卢梭是经一位神父引荐去见华伦夫人的。他写了一封极力炫耀才华的信，连同神父的信一并呈上。在教堂门口，时年28岁的贵妇华伦夫人认真读完了卢梭的信，对这个年轻人说道：“哎，孩子，你这样年轻就到处漂泊，实在太可惜了。到家里去寻我吧，叫他们给你预备早饭，弥撒以后我就来和你谈谈。”一段改变卢梭命运的庇护关系，就此开始。

为了卢梭的前途，有人提议送他去都灵教养院学习。华伦夫人不仅承担了费用，将卢梭交付出去，还私下给了他一些钱和物品。后来，当卢梭在巴黎四处碰壁时，华伦夫人又寄来一大堆配方和秘诀，希望他能借此致富。甚至当卢梭与戴丽丝同居多年后，已穷困潦倒的华伦夫人前往巴黎看望他们时，仍坚持将手上仅有的一枚戒指，硬戴到戴丽丝的手上。

在卢梭晚年的回忆录中，华伦夫人的身影贯穿始终。他们始终以“母子”相称，即便在短暂同居期间也是如此。在卢梭心中，华伦夫人是上帝、母亲、大姐、朋友、老师、保护人、情人……所有角色的集合。他用一句简洁的话概括了这一切：“我把自己看做是她的作品。”这句话，道尽了这种复杂关系中，那份深刻的塑造与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