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发展的共性决不是对法律发展个性的排拒

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国际化趋势，丝毫不意味着对法律本土化或民族化的消弥。恰恰相反，法制现代化是一个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的概念，它天然地带有浓厚的民族风格，体现着特定的民族精神，本质上是一种民族的、本土的、文化的现象。你猜怎么着？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法律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起点、发展过程、社会条件乃至主体的路径选择，都各不相同。因此，那些被视为基本尺度和普遍性因素的现代化要素，一旦落到不同民族或国度的土壤里，就不可避免地会打上独特的印记，从而展现出具体而鲜活的历史个性。这意味着，尽管法制现代化的世界性特征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是西方法律文明的历史产物，但随着社会的整体演进，非西方世界的法律发展及其现代化进程，依然有着其内在、自生的根据。说到底，法律发展的国际化与本土化，不过是同一枚硬币不可分割的两面。

文化多样性与法律文明的差异根基

文化，终究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在不同的自然与社会条件下，社会主体的实践方式与结果自然迥异，文化的多样性也就由此而生。当然，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所面临的条件确有共通之处，这使得不同文化也具备某些相同的特性；但有趣的是，这些共同特征在社会演进的长河中，往往各有侧重，并在各自的文化体系内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话说回来，美国学者巴姆曾对西方、印度和中国这三大文化体系的共性与差异做过一番比较。在他看来，意志和理性是三者共有的两个特征，但其表现形式却大相径庭。就拿“意志”来说，欧洲人倾向于将“放任意志”理想化，印度人推崇“削弱意志”，而中国人则讲究“顺其自然”。具体而言，欧洲文化鼓励欲望，印度文化主张禁止欲望，中国文化则倡导容忍欲望；欧洲人鼓励能动性，印度人鼓动默从，中国人则两者都需要，讲究交替轮换；欧洲人把“进步的存在”奉为理想，印度人追求“永恒的存在”，中国人则致力于将“现实的存在”理想化。再看“理性”，虽然三大文化体系都带有理性主义色彩，但侧重点明显不同。例如，欧洲人将理性本身理想化，印度人更看重直觉，中国人则侧重理解与体悟；欧洲人理想化实在论的存在，印度人理想化主观主义的存在，中国人则追求一种可供分享的、和谐的存在状态。

必须承认，巴姆的分析虽带有某种独断论的色彩，但他对三大文化差异性的揭示却发人深省。他强调，认识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差别极为有用，尤其是在今天这个因交往发达而日益变小的“地球村”里。当我们试图构建一种更为完整的世界性文化体系时，深刻理解这些差异性，无疑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

法律文化视角下的秩序观分野

无独有偶，美国华盛顿大学法学教授格雷·多西也从法律文化的角度，对希腊—罗马、印度和中国的古代法律文明进行了比较。他重点剖析了这三种体系在“秩序安排”观念上的异同。

在希腊—罗马人看来，社会与法律的规范性秩序独立于人类意愿，它是客观、普遍的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只能通过正确运用人类理性去发现。印度人则强调，实在秩序的建立与维持，依赖于社会个体对自我欲望的约束与控制，这种秩序需要通过直接的内在体验来发现，而非依靠理智的认知与探求。而对于中国人而言，感知到的世界只要合乎秩序便是真实，社会成员追求的是以“至高的善”为本体的、全面和谐的现世秩序。因此，对现象间有效联结的感知，以及对每个人在所有生活境遇中相宜的情感态度的感受力，构成了统治权威和秩序安排的基础。

多西的上述分析与巴姆的见解，虽然领域不同、表述各异，但他们对于三大文化体系内在精神的把握却惊人地一致。由此，多西将这种秩序观念的差异性提升到法哲学的高度进行反思。他认为，社会合作的需求是所有人类社会法律文明秩序建立的共同内在根据，因此，法律文化的世界观关注的是如何组织与维护人类合作的所有形式。然而，每一种特定的法律文化都有其独特的秩序安排方式，因为人类总是生活在他们“信其所是”的世界里。一种秩序安排方式的有效性，正源于生活在该文化世界中的人们相信它是有效的。基于此，任何人都无权将一种社会与法律的规范性秩序，强加给其他不曾分享该秩序所依托的文化信仰的群体。

显然，尽管多西的法律文化观带有文化相对主义的意味，但他清醒地认识到，不同的法律文明体系有着截然不同的存在根基。正因如此，人类法律文化的发展进程才呈现出如此丰富多彩的样貌。随着社会演进，这种多样性只会更加突出。可以说，法律的本土化或民族化，是人类法律世界最基本的存在方式。任何关于法律发展普遍性的主张，都是有限定、有条件的，而非绝对和普世的。多西确信，从这一立场出发，或许能开启一条通向人类和平共处、而非持续冲突的未来之路。

法律发展本土化的内在根据

那么，究竟如何具体把握构成法律发展本土化或民族化的内在根据呢？这需要我们从几个层面来审视。

首先，法律发展的本土化，最深层的根源在于法律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结构的特殊性。一切法律的进化与发展过程，只有放在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社会结构之中来理解，并从这些条件中被引申出来时，才能真正洞察其底蕴。那些不依赖于个人意志的社会生活条件与社会结构形式，正是法律发展的现实基础。它们并非法律现象所能创造，相反，法律现象正是从这里生根发芽。不同的法律文化体系，对应着不同的社会结构形式，而不同的社会结构形式，则体现着截然不同的社会关系结合方式。

社会关系反映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成员相互作用的方式，是一种潜在的社会交往状态。社会成员不同的结合方式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特点，往往会催生不同的社会调整机制和秩序体系。例如，在古代西方，社会成员是作为国家公民、作为自由和平等的私有者而存在的，个人拥有相对的独立性，社会由这些独立的个体组成，因而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理性化的契约关系。西方法律文明与秩序体系正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而在传统东方，情况则大不相同。从法律文明形成之初，血缘亲属关系就在社会关系体系中占据着压倒性的地位，甚至对东方社会结构及村社制度的形态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在这个以浓厚血缘关系为主导的社会网络里，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之间，是通过牢固而狭窄的宗法血缘关系结合起来的，宗族组织成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因此，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习惯法机制自然成为社会调整与法律调节的基本规则。这些独特的条件，直接塑造了东方法律文明体系的独特性。

归根结底，法律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其基础正是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的根本性转变。学者诺内特和塞尔兹尼克所描述的从“压制型法”到“自治型法”再到“回应型法”的演进历程，本质上正是社会结构类型转换的法律表征——即从前官僚制向官僚制，再向后官僚制转型的必然结果。因此，不同的社会结构必然孕育出不同的法律文明体系。这才是理解法律发展本土化最深厚、最根本的渊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