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岁做AI微信:AI时代100个创业者的创新解法

“CEO 只是手段,产品经理才是目的。”
文丨祝颖丽
编辑丨宋玮
陈春宇今年 25 岁,清华大学生物专业辍学创业,想做 “下一代的微信”。
单看这些简短的标签,可能没多少人看好。确实,很多投资人看不懂。
但也有人意识到其中的价值。支持他的名单里,不乏顶尖投资机构的创始人和头部社区平台的创始人。在陈春宇第一款正式通讯产品上线前,他们就将这家公司抬到了不寻常的高估值。
这些投资人或许是被他的 “愿力” 打动的。过去三年,陈春宇失败了无数次:在清华做过 “树洞” 聊天室,去斯坦福做过课程群 AI 助手,甚至从一行代码不会写开始,手搓过各种聊天 Bot 。他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也不是没有过短暂的胜利,在 2024 年年中。当时团队为了 “练兵”,也为了解决陈春宇自己整理签证文件的困扰,顺手做出了一款叫做 Riffo 的文件整理产品。
Riffo 意外地成功——它在 GitHub 和社交媒体上大火,在没有任何推广的情况下,一个月被用了 20 万次,几个月内就拿到了 50 多个 B 端客户的意向订单。
这款产品帮团队找回了久违的信心,也让他们看到,只要解决真实需求,就有商业价值。
但这与陈春宇真正想做的事情无关,他还是想做通讯工具。在获得了一部分投资人的坚定支持后 ,他放弃了 riffo 付费版,也放弃了拿到手的订单,再次投身做通讯。
这次他扎实了很多,从 Telegram 的第三方工具做起,在那个 “壳” 里塞了一堆 AI 功能——群聊总结、长按消息 AI 搜索、自动回复、润色语气等等,最后发现了一个最高频、最 “硬” 的需求:翻译 。
沿着这个线索,陈春宇在今年 10 月底上线了一款从跨语言社交切入的通讯产品——Intent。
到 12 月初,Intent 宣传视频在 Twitter 上获得了超过千万的播放量 ,邮箱里塞满了用户 “为什么不能邀请好友” 的 “抱怨” 邮件。
陈春宇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在没有推广的情况下,他们已经吸引了了一批粘性极强的种子用户。
从跨语言社交切入
主流的想象中,翻译似乎是一个已经被解决的问题,尤其是有了大语言模型之后。但陈春宇看到,至少在通讯工具内部,“现在的产品体验极其糟糕。”
微信用的是小参数模型,翻译由于缺乏语境往往词不达意。比如在翻译网络缩写 “NB” 时,传统模型根本无法传达那种情绪 ,只会生硬地翻成字面意思。
更致命的是对小语种语言内部分化的忽视,比如方言。在美国,最大的移民群体是墨西哥裔,他们说的西语和西班牙本土的西语在基础词汇上就有巨大差异。
而现有的巨头如微信、WhatsApp,拥有数十亿用户,绝大多数需求是同语言沟通。对于跨语言这个 “小众” 场景,他们没有动力去深究 。
“如果你不懂粤语,和一个讲粤语的老人完全没法沟通。即便翻译出来,你作为一个北方人,看着那些字也无法理解其中的情感。”
这就是陈春宇看到的缝隙:一个被巨头忽视,但对数亿移民、跨国情侣、出海商人至关重要的刚需。
而这个市场其实并不小——在美国,墨西哥裔群体规模高达 6700 万,占美国人口的 22%;甚至在旧金山这样的科技中心,有 44% 的人在家里是不说英语的。
2025 年 10 月底,Intent 在全球上线(除了中国大陆外)。为了把翻译这件事情做好,他们第一个版本砍掉了所有花哨的 AI 功能,甚至连通讯录同步都没做 。
仅仅 “翻译”,就还有很多事情要做。首先是标准。陈春宇发现,大模型出现后,传统的翻译评价体系(如 BLEU 分数)已经失效了,大家无法评价什么是 “好的翻译”。为此,他和团队阅读了大量语言学和认知科学的书籍,自己搭建 Benchmark(基准)系统 。
他们还意识到,做好跨语言沟通,不只是接入好的模型;更要优化产品体验,比如现有聊天软件中,翻译功能往往隐藏较深,需要逐条点击,而且语音无法自动转文字,严重影响沟通流畅度 ——这些都需要一一重构。
在陈春宇的规划里,翻译只是第一步。他希望 Intent 未来能成为一个 “万能的信息转换器”,不仅转换语言,还能将模糊的意图转化为完整的消息,让信息的流动没有任何阻碍。
做 CEO,是为了当更好的产品经理
陈春宇做产品有自己的节奏,他不像传统互联网人那样迷信 “产品方法论” ,认为对于一个早期几万用户的产品,去纠结 AB Test、去优化某个页面的转化率毫无意义,“那是大厂为了 KPI 才做的事” 。
他对产品的思考很朴素,相信所谓 “第一性原理”。和前辈们的交流也激励了他,在一次和 WhatsApp 创始人 Jan Koum 的谈话中,对方告诉他,“做聊天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这与张小龙的产品哲学也不谋而合,做产品对的方式就是去思考最本质的问题:“人到底在什么情况下会想给另一个人发消息?”
为了搞懂跨语言沟通的痛点,陈春宇用上了 “田野调查” 的方法,他不仅去墨西哥裔聚集的社区大学上课,甚至直接住进了用户家里 。
在移民家庭里,他像观察实验对象一样观察着人类的社交行为:他发现印度裔用户会一直挂着家里的电话,哪怕不说话,只为了那种 “在场感” ;他发现因为美国很多是独栋房子,空间太大,家人之间哪怕都在家,沟通也往往靠打电话,而不是喊话;也发现,有的民族每天要朝着特定方向祷告五次,这直接影响了他们使用手机的时间和姿态 。
这种沉浸式的用户观察很费时间,不过陈春宇觉得,没必要有强烈的目的性,“我要观察的是完整的生活史。他在那一刻是直接解锁手机,还是先看一眼通知?这些下意识的动作里藏着最真实的需求。”
他也会动用进化心理学的视角去思考:当一个人拿起手机发消息时,他的情绪是什么?这对应到远古时期人类还在部落里当 “猴子” 的时候,是关乎生存、地位,还是单纯的梳毛行为?
“为什么大脑会认为建立新关系是一种奖励?为什么人喜欢随机性?” 这种对人在关系的思考,比研究数据更让他着迷。
2025 年,陈春宇终于想通了一个困扰许久的问题:他到底是想做 CEO 还是做产品经理?
“我可能更适合当产品经理。” 陈春宇说,但他必须兼任 CEO。对他来说,CEO 不是为了权力和管理,而是为了调动整个组织,按照他想的模式去构建产品,“只有当我是 CEO 的时候,我才能进行资本操作,能找到最顶级的人,接触到最顶级的资源来服务于产品。”
“CEO 只是手段,产品经理才是目的。”
非典型创业者,看到的大机会
陈春宇身上有一种非典型的特质:他通过生物竞赛保送清华,但在高一和高二就自学完了本科和研究生的课程 。他从小就不写作业,因为觉得那是一种为了仪式感的无意义行为——只要成绩好,老师家长也就默许了。
大三那年,他觉得在教室里听课学习速度不够快,加上疫情期间出入校都要辅导员审批,他干脆选择了辍学。
2024 年,当陈春宇决定创业时,他发现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应用类别,聊天软件已经十几年没有本质变化了 。从移动互联网爆发至今,微信和 WhatsApp 虽然功能臃肿了,但核心交互逻辑依然停留在十年前 。
他通过阅读商业传记总结出一条规律:一个长期没有变化、由于垄断而被认为 “不会再变” 的东西,背后往往蕴藏着结构性的大机会 。
为了搞懂聊天软件怎么做,2024 年,陈春宇和同学从一行行代码开始 “手搓” 聊天机器人;又在清华校内做了一个网页聊天室,吸引了六千多用户 ;之后,他们给这个聊天室加上了前端,终于有了正式的产品形态。
到 2024 年初,这个产品被清华大学一位教授看到了,他和团队开始尝试课堂场景 ,被学校正式采购。这一年,他们还给百度贴吧做过聊天机器人、给学校的聊天群做了十几个 AI agent——帮同学查课本资料,回答学生问题,做笔记等等。
但这些产品都只能局限在很小范围内,2024 年春天,陈春宇买了一张单程机票飞往美国,住在斯坦福朋友宿舍的地板上,试图复刻在清华的这个产品 。不过,斯坦福的 2600 个用户虽然来了,但留存极差;后来他又试图做一个帮助开发者自定义群聊的 SDK 平台,但也被证明是伪需求 。
文件整理产品 “Riffo” 在这段时间帮团队找回了些信心。陈春宇算了一笔账,如果接下拿到的 50 多家企业意向订单 ,哪怕不融资,他们也能迅速获得一百多万美金的年收入 。对于一个初创团队,这是巨大的诱惑,也是最稳妥的活路。
但陈春宇拒绝了这笔 “确定的钱” ,“我不是为了把公司卖了,或者赚几百万美元 ARR(年度经常性收入)来创业的”。
他说,自己在高中搞竞赛培训时就已经赚到过不错的收入,做一门生意对他毫无吸引力 。他想解决更大的问题——人类的沟通 ,“但凡在这个社会中活着,你的一天就是有无数需要跟其他人沟通的时刻。”
除了对一个大机会的判断,做通讯产品也源于他的好奇,“我对于人怎么认知这个世界,对于人的社交非常感兴趣。我也喜欢做田野调查,在这个过程中,我对人是怎么建立关系,人是如何交流这件事情……很在乎。”
在他看来,把人和人之间的沟通做得更好,这件事本身的影响力足够大,商业价值也自然会随之而来。
在微信拥有 13 亿月活、WhatsApp 统治全球的今天,创业做一款通讯产品听起来仍然很疯狂。但陈春宇现在选择不再解释,尤其是对投资人,“还需要我解释的人,就已经被我反向筛选掉了。”
他反感那些用所谓移动互联网的框架、用字节方法论的模具来套的人,认为这些东西指导不了怎么做好一个通讯工具。他现在也不再主动找投资,只等待理解他的人找到他。
或许也是因为这个选择足够反常识,陈春宇认为自己其实是幸运儿,“正常人谁会想着再做一个聊天软件,有病啊?但正因为没人做,这才是结构性的大机会。”
题图来源:Intent 创始人陈春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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