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在法庭申辩时曾言：“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这句话精准揭示了哲学的根本使命——探寻人生真谛，追求一种富有意义的生活。
哲学的原始含义是爱智慧，这种热爱超越了世间一切，甚至凌驾于生命本身之上。
苏格拉底最终留下这样一段话：“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路更好，唯有神知晓。”哲学家的幽默与豁达，跃然纸上。莫洛亚曾引用哲学家桑塔耶那的观点指出，爱情中十分之九的成分由爱人自己造就，仅有十分之一取决于被爱的对象。
对于生命力旺盛的人而言，爱与孤独皆可成为享受。莫洛亚那本书的结尾句尤为精彩：若将幸福拆解为一个个基本原子，你会发现它由斗争与苦恼构成——然而，正是这些斗争与苦恼，始终被希望所拯救。
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宇宙，每个人的天性中都蕴藏着大自然赋予的创造力。爱默生将这一观点应用于读书，提倡创造性的阅读：把自己的生活当作正文，把书籍当作注解；倾听他人发言，是为了让自己也能发声；以一颗活跃的灵魂去读书，只为获取灵感而读。
几乎所有创造力旺盛的思想家，对书籍都怀有本能的警惕。蒙田曾提及“文殛”——读书过多，反而会被文字之斧砍伤创造力。叔本华将滥读比作把头脑变成他人思想的跑马场。爱默生也说，他宁愿从未读过一本书，也不愿被它的引力扭曲，彻底脱离自己的轨道，沦为卫星而非宇宙。
一个愚钝之人，身边即便围绕一群天才，也毫无意义。他坐在那里，不过是木偶、讽刺与折磨的化身。
每人都是一个神，而后才成就奥林匹斯神界的欢聚。
爱默生有句话说得很漂亮：当一个人能直接阅读上帝时，那时间无比宝贵，不该浪费在别人读后的抄本上。
有两种自信：一种是立志上的狂妄自大，永远自以为是，自我感觉好得出奇。
半人半神离去，神便降临。
人类精神的逆反形式：大智若愚，大善若恶，大悲若喜，大信若疑，大严肃若轻浮。
丑角或许比英雄更懂得人生的辛酸。
正经并非严肃，正如教条不等于真理。
萧伯纳曾言，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得不到心爱之物，另一是得到。仔细品味，这话的立足点仍是“占有”——占有欲未满足是痛苦，满足后是无聊，构成双重悲剧。若将立足点移向创造，用审美的眼光打量人生，我们不妨反过来说：人生有两大快乐，一是未得到心爱之物，因此你可以去寻求与创造；另一是得到，因此可以去品味与体验。
灵性是心灵的理解力。有灵性的女人，天生慧质，善解人意，能洞悉事物真谛。她极其单纯，但单纯中蕴藏着惊人的深刻。
寄旅与漫游，深化了我们对人生的体悟：我们无家可归，却又有永恒的归宿。
艺术境界与魔术境界，都近乎游戏。区别在于：在艺术境界里，人像孩子一样忘情于游戏，与现实融为一体；在魔术境界里，界限分明——如童心未泯却饱经沧桑的成年人，一边兴致勃勃地玩游戏，一边又不无悲哀地想：游戏，终究只是游戏。
诚然，与历史、宇宙相比，一个人的生命几乎等于零。但雪莱说得妙：和人生相比，帝国的兴衰、王朝的更迭，又算得了什么？
一味执着，与一味悲观一样，离智慧都很远。悲观的危险，在于对人生抱厌弃态度；执着的危险，则在于对人生抱占有态度。然而人生是占有了的——我们宁愿带着从容闲适的心情去玩味它，也不愿让过分急切的追求与得失之患占有了我们，使我们再无玩味的心情。
更深刻的是：无论获得多大的成功，都消除不了内心深处的悲观，因此终能以超脱的眼光看待这份成功。如果一种悲观能被外在成功轻易打消，那它绝非真正的悲观，只是肤浅的烦恼。
我们心不在焉，百事无心，觉得做什么都没意思——不是因为疲倦，因为我们仍有精力，只是茫无出路；不是因为看穿，因为我们仍有欲望，只是空无对象。
人，永远走在从“生存”向“存在”的途中。他已告别兽界，却无望进入神界。他不甘于纯粹生存，也达不到完美存在。他有超出生存的精力，却没有超出生存的目标。他一直在寻求，却不知自己在寻求什么——人是注定要无聊的。
由此可见，无聊生于目的与过程的分离，是一种对过程疏远和隔膜的心境。
生命害怕单调，远甚于害怕死亡——仅凭这一点，就足以保证它不可战胜。为了逃避单调，它必须不断丰富自己，不在乎结局是否徒劳。
神话衰落，哲学兴起。人需要自己来解释和安排一切，却在踌躇满志的同时，立刻发现自身力不从心。面对动物或动物般活着的芸芸众生，觉醒的智慧感到神性的快乐；但面对宇宙大全，它却意识到自身局限，不得不承受神性不足带来的痛苦。人失去了神，自己却成不了神——用爱默生的话说，只是一个“破败中的神”。
我们终于怅然发现：和时光一起消逝的，不仅是我们的童年和青春，还有一个完整的世界——由当年的人、树木、房屋、街道、天空组成，也包括我们当年的爱和忧愁、感觉和心情，以及我们整个心灵世界。
塞涅卡说：“只有不愿意的人，才会被赶出去；而智者愿意，所以智者决不会被赶出生活。”蒙田说：“死亡说不定在什么地方等着我们，让我们到处都等着它吧。”斯多葛派哲学家完全听不到灵魂的呼声，他们所关心的，只是人面对死亡时的心理生活，而非精神生活。这类哲学至多只有心理策略上的价值，并没有精神解决的意义。
人人都得死，这能给我们什么安慰？大约两点：第一，死是公正的，对谁都一视同仁；第二，死并不孤单，全世界都在陪着你。
自我意识强烈的人，本能地将世界看作自我的产物。所以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我的自我有一天会毁灭，而作为自我产物的世界，却会永远存在下去。
对死亡的思考，推动人们走向宗教，而宗教的实际作用，却是中止这种思考。从积极方面讲，宗教倡导一种博爱精神，它的作用不是让人们真正相信不死，而是在博爱中淡忘自我及其死亡。
面对永恒的死，所有有限的寿命都等值。哲学总是在以各种神秘的姿态，诱惑着人类思想前行，而哲学背后的指示者，就是世界。可一旦诱惑成功，它又会立即嘲笑人类智慧的愚昧与无能为力——它让我们矛盾，在矛盾中悲观，却也滋生出超脱。悲观的成了可怜的无谓牺牲品，超脱的则成了它手中不安分的精灵。
亚里士多德和霍布斯都认为，爱名声之心在青少年身上值得提倡，可以激励他们上进——但对成年人，就不合适了。
能被失败阻止的追求，是软弱的追求，暴露了力量的有限；能被成功阻止的追求，是浅薄的追求，证明了目标的有限。
圣徒是激进的理想主义者，智者是温和的理想主义者。
抱着过时的信仰不放，或者无信仰却装作有信仰，确实可悲可笑，不妨调侃一番，哈哈一笑。可当我看到有人把无信仰当作一种光荣来炫耀时，就再也笑不出来了。
昆德拉说：“明天当自然从地球上消失的时候，谁会发现呢？末日并不是世界末日的爆炸，也许没有什么比末日更为平静的了。”他绝不是在危言耸听——因为和自然一起消失的，还有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整个心灵生活。上帝之死不足以造成末日，真正的世界末日，是在人不愿自救、不再寻求生命意义的那一天到来的。
活着的往事，正是灵魂之所以有孕育力和创造力的秘密所在。
圣埃克絮佩里笔下的小王子说得好：使沙漠显得美丽的，是它在某个地方藏了一口水井。
“未完成”，让很多东西看起来很伟大、很完美——包括文学作品，也包括婚姻爱情。很多事物一旦停止了追逐，就失去了意义，魅力也随之而去。
不要试图求得别人的理解，也不要试图去完全了解别人——这是不可能的，也有失尊重。后者的做法，倒像是把对方当成了研究对象。不如在保持一定距离的同时，给予对方信任，双方都落得轻松。
未完成，是人生的常态，也是一种积极的心态。当然，如果一个人抱着“未完成”的心态和死亡照面，也会感到突兀和委屈，甚至死不瞑目。但只要认识到，人生中的事永远做不完，无论死亡何时到来，人生始终“未完成”，那么，我们就能在生命的任何阶段，与死亡达成和解——在积极进取的同时，也保持一份超脱的心境。
死神喜欢蹑行。当我们听见它的脚步声时，甚至来不及停住唇上的生命之歌，就已经和它打了照面。
沉默，是绝望者最后的尊严。沉默，是复仇者最高的轻蔑。
有人问苏格拉底，葬礼该如何举行。他笑着说：“如果你们能抓住我，愿意怎么埋葬就怎么埋葬吧。”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提到：我们也许可以称这种晕眩为一种虚弱的自我迷醉。一个人自觉软弱时，决定宁可屈从而不再坚挺，就是被这种软弱醉倒了。甚至会希望变得更软弱，希望在大庭广众中倒下，希望一直倒下去，再倒下去。
亚里士多德说：“离群索居者，不是野兽，便是神灵。”
正如托尔斯泰所说，在交往中，人面对的是部分的人群；而在独处时，人面对的是整体和万物之源。
殊不知，在人类历史上，以“救世主”自居的世界征服者们，造成的苦难远远超过普通的歹徒。
我甚至相信，人最接近上帝的时刻，不是上帝向人显示奇迹的时候，而是在人认识到世上并无奇迹，却仍然为世界的美丽而深感惊奇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渴望爱？为什么心中有爱？答案也许是：因为我们都是孤儿。
韩愈把毁谤的根源归结为懒惰和嫉妒。
有两种自卑。一种是面对上帝的自卑：这种人心怀对无限的敬畏与谦卑，深知人类一切成就的局限，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忘乎所以、不会狂妄。另一种，是面对他人的自卑：这种人很在意和别人的比较——才智、能力、事功，或个人所看重的任何方面——崇拜强者，藐视弱者。因此，自卑很容易就转变为自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