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7月下旬，中日两国军队在朝鲜半岛境内正式交火。继丰岛海域遭日军突袭后，清朝陆军在成欢驿也遭遇了日军的猛烈进攻。彼时，朝鲜政府已被日本完全控制，驻守牙山的叶志超、聂士成等部清军，不得不绕道汉城，向北撤退至朝鲜北部重镇、平安道首府——平壤。与此同时，毅军分统马玉昆率领五营一队（约2100人），与淮军盛字军及奉天的奉字练军、盛字练军一同，组成了四大军共二十九营的兵力，于8月先行入朝，在平壤与从牙山撤回的部队成功会合。清廷随后任命叶志超为驻平壤各军的总统帅，统筹全局防务。

平壤之战，是中日陆军之间爆发的首次大规模正面交锋。从纸面实力来看，清军并非毫无还手之力。驻守平壤的清军总计三十五营，约一万五千人；而前来进犯的日军兵力约为一万六千多人，双方兵力可谓旗鼓相当、不相上下。平壤城本身凭借险要地势，易守难攻。更为关键的是，清军还获得了当地民众的鼎力支持——尽管朝鲜政府已被强行拉入日本阵营，但平安道观察使闵丙奭依然积极协助清军作战，就连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权首领大院君李昰应，也在暗中向清军传递情报。

然而，手握这些显著优势的清军，却未能将其转化为战场胜势。问题的症结，出在了最高指挥层。

日军原计划分四路合围平壤，兵力本就相对分散。但清军主帅叶志超，一味恪守李鸿章“先定守局，再图进取”的保守方针，加之其本人怯懦昏聩，多次阻挠左宝贵等将领主动出击的合理建议，致使日军得以从容完成对平壤的全面包围。

1894年9月15日，战火在三个战场同时点燃。

大同江南岸（船桥里）战场

凌晨三时，日军第九混成旅团在大岛义昌少将指挥下，率先向大同江南岸的清军阵地发起猛攻。清军分兵顽强抵抗，战斗异常激烈，给予日军第九旅团沉重打击。日军中、右两队的司令官武田秀山中佐和西岛助义中佐虽奋力督战，一度攻陷清军左右两翼的堡垒，但随即遭到清军步炮协同的猛烈夹击，再次遭受重创。根据日方《明治廿七八年日清战史》记载，此战日军“将校以下死者约一百四十名，伤者约二百九十名”，中队长级大尉军官被击毙四名，少尉军官被击毙二名。连旅团长大岛义昌少将、联队长西岛助义中佐、炮兵大队长永田龟少佐均被击伤。可以说，在这个战场上，清军打出了开战以来少有的漂亮仗，展现出顽强的战斗力。

玄武门外战场

玄武门是日军的主攻方向，因此他们投入了优势兵力，由立见尚文少将的第十旅团（朔宁支队）和佐藤正大佐的第十八联队（元山支队）担任主攻。清军这边，高州镇总兵左宝贵登临玄武门亲自坐镇指挥，浴血奋战。激战中，左宝贵不幸中炮壮烈牺牲，其麾下三位营官也先后阵亡。战至午后二时，玄武门最终失守。不过，日军攻入城门后，仍遭遇清军的顽强阻击，难以向城内纵深推进，只得暂时退守玄武门。

城西南战场

日军第五师团师团长野津道贯中将亲率本部主力，于早晨七时在平壤西南方向以猛烈炮火掩护步兵冲锋。清军马队果断发起反击，双方战斗陷入胶着状态。打到中午，野津道贯见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便下令暂停攻击，撤回驻地。

战局发展至此，双方实际上已陷入僵持态势。如果清军指挥得当，充分利用城防优势及局部战场的胜利稳住阵脚，战事走向犹未可知。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清军总统帅叶志超做出了一个灾难性的决定。

午后四时，叶志超在战事远未分出绝对胜负的情况下，竟然下令竖起白旗停止抵抗，并命令全军弃城撤退。日军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战机，立即在清军的退路上设下重重埋伏。当天夜里，大雨滂沱，撤退中的清军队伍混乱不堪，正中日军埋伏，顿时溃不成军。此役，清军阵亡高达2000人，另有500余人被俘。平壤之战，遂以清军惨败告终，令人扼腕叹息。

此后六天，败退的清军一路狂奔五百里，直至鸭绿江边，于9月21日渡江退回国内。而日军则乘胜追击，高歌猛进，迅速占领了朝鲜全境。一场本可坚守的战役，因为主帅的怯懦与错误决策，最终演变成影响整个战局的全面溃败，其历史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值得后人深思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