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AI已经能够高度逼真地模拟人类的声音与外型，创造出以假乱真的数字人形象时，许多人或许尚未充分意识到——现在，它开始悄然“汲取”人类的思维模式了。知识、经验乃至决策逻辑，正逐步被算法提炼、转换，成为一种全新的生产力要素。

近期，一场由上海市科协与华东政法大学联合主办的“科创无界 法治有度”主题沙龙上，一项名为“人格蒸馏”的开源项目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它引发了一个更深层次的追问：当AI从简单的模仿者，进化为能学习人类认知能力的“学徒”时，我们应当如何界定并守护属于“人”的社会权利边界？

“人格蒸馏”对传统权利体系构成挑战

“人格蒸馏”这个技术名词听起来或许有些抽象，简而言之，就是借助AI将一个人的知识、思想及行为模式提取并封装成一个可随时调用的“技能工具包”。

上海交通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执行院长王延峰点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当下的科技工作者正面临一种前所未有的身份悖论。他们一边亲手创造着AI，另一边却随时可能成为被AI“复刻”乃至替代的对象。王延峰举例称，美国一些头部科技公司正通过“蒸馏”算法，让AI学习科研人员的全部思考与文档资料，进而逐步替代算法工程师。

这种做法引发了一个核心议题：工作成果、专业知识与个人隐私之间的界限究竟在哪里？王延峰在一次发言中抛出了一连串尖锐问题，令在场专家陷入沉思。例如，员工对自己被训练出的“数字分身”是否拥有控制权？企业能否以提升效率为名，强制要求员工贡献个人经验与数据？当个人的知识、人格特征都能被数字化量产时，原创者的价值如何认定？劳动者的权益由谁来保障？AI自身生成的成果，其归属权又该属于谁？

“科创无界 法治有度”主题沙龙现场实况

这一连串质疑并非杞人忧天。上海科技大学教育、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杨燕青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AI的能力已经发生了质的飞跃。今年以来，AI已经显著呈现出从“执行指令的工具”向“能自主规划、持续优化的智能体”演进的趋势。这意味着，原有的游戏规则亟需更新。

在杨燕青看来，当人的认知能力开始作为新型生产要素被纳入AI的训练体系，传统的权利保护框架必然受到冲击。王延峰也强调，与其单纯保护数据和算法，不如说，真正需要被置于保护伞之下的，是那些创造数据和算法的人。

AI越“智能”，治理越需走在技术前沿

既然AI已经能够生成高度逼真的数字人格，那么它是否应当被赋予法律上的主体地位？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王迁的回答十分明确——人工智能当前不具备人格属性，未来也不应当被赋予法律人格。王迁的逻辑非常清晰：法律主体不仅要能够行使权利，更要能够承担责任。无论AI多么“聪明”，其本质仍是工具，缺乏承担责任的能力。一旦出现问题，责任最终仍要落在开发者、运营者或使用者身上。

王延峰的观点则更为宏观。他认为，当今的法律、伦理与治理体系，其根基建立在“人类能够完全理解并控制技术”的前提之上。然而，随着AI变得越来越聪明、越来越自主，这个前提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动摇。数字分身、人格蒸馏等技术的演进，恰恰在人格权、知识产权以及劳动者权益这几个关键点上敲响了警钟。王延峰直言：“AI领域的竞争，早已不是算法与算力的简单比拼，而是一场制度设计与治理能力的全面竞赛。并且，治理必须跑在技术前面。”

为应对科技创新对法律与司法提出的新挑战，上海知识产权法院自去年9月起，已经专门组建了多个专项合议庭，其中就包括“人工智能大模型专项合议庭”。该院知识产权综合审判一庭庭长凌崧态度明确：技术可以模拟人的一切外在表现，但这绝不能动摇“人”作为法律主体的根基，更不能逾越法律划定的底线。

在产业端，已有企业开始主动设防。商汤科技如影数字人项目总监廖虎透露，他们正与行业伙伴共同探索可信数字人的建设路径，并逐步形成“可授权、可控制、可追溯”的治理原则。与此同时，小红书公共事务总经理袁世东也分享了一个现实案例：公司已于近期发布“小红书AI治理主张”。截至今年5月，平台已累计处置超过18万篇涉嫌AI造假的笔记，并系统治理了超过120万个由AI托管的矩阵账号。这或许表明，在法治与科技的双重轨道上，社会正逐步凝聚共识并付诸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