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浩瀚的诗海中，有一种诗的写法是先俗后雅

这类诗作，往往有个有趣的名字，人们称之为“雅俗诗”。它的妙处，就在于先抑后扬，如同相声里的“抖包袱”，前面看似平淡甚至俚俗，结尾却奇峰突起，意境全出，让人拍案叫绝。

说到这雅俗诗的经典案例，就不得不提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清代张皇甫在《息歌偶录》里记载，有位富翁为母亲祝寿，特意请来大名鼎鼎的才子唐伯虎绘画题诗。唐伯虎挥毫画就一幅《蟠桃献寿图》，接着提笔写下第一句：“堂前老妇不是人。”此话一出，满座宾客大惊失色，寿星脸上也挂不住了。正当气氛凝固时，唐伯虎不慌不忙续上第二句：“好像南海观世音。”众人一听，这是将老夫人比作救苦救难的菩萨啊，立刻转怒为喜，连连称妙。没想到，才子笔锋又是一转，写下第三句：“儿孙个个都是贼。”这下可好，在场的儿孙们个个怒目圆睁，眼看就要发作。只见唐伯虎神情怡然，从容写下结句：“偷得蟠桃寿母亲。”至此，众人方才恍然大悟——原来“贼”是去偷王母娘娘的仙桃来为母亲祝寿，这份孝心何其珍贵！全场顿时冰释前嫌，欢笑满堂。这四句诗，一起一伏，再起再伏，最终归于圆满，堪称雅俗诗中的教科书式范本。

帝王笔墨中的雅俗趣味

有趣的是，这种诗体连帝王将相也乐于尝试。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据说就是个中爱好者。相传他登基那天的清晨，眼见东方既白，诗兴大发，开口吟道：“鸡叫一声撅一撅，鸡叫两声撅两撅。”侍立在旁的群臣听了，这句子实在俚俗如白话，想笑又不敢笑，只好拼命忍住。可朱元璋却若无其事，气定神闲地接着吟出后两句：“三声唤出扶桑日，扫退残星与晓月。”话音落下，格局顿时大开。前两句描摹公鸡啼晓的憨态，是“俗”；后两句则笔力千钧，以“扶桑日”自喻，抒发了扫清六合、开创新朝的磅礴气概，是“雅”。群臣这才领会其中深意，纷纷交口称赞其诗气势不凡。这或许也印证了，最高明的艺术手法，往往能贯通庙堂与江湖。

才子智斗豪绅的犀利诗笔

当然，雅俗诗不仅是文字游戏，有时更是机智的武器。明朝大才子解缙，自幼聪颖，诗才敏捷。有一次，他去官仓购买平价米，几个当地豪绅有意刁难，放出话来：“不做首诗出来，这米就不卖给你。”正当解缙思索之际，一群麻雀叽叽喳喳地飞来，落在了官仓的墙头上。他灵机一动，触景生情，张口便吟：“一窝一窝又一窝，墙上还有许多窝。”几个豪绅一听，这算什么诗？简直如同孩童数数，不禁捧腹大笑，嘲讽道：“你这也能叫诗？”笑声还未落下，解缙紧接着吟出后两句：“食尽皇家千廪粟，凤凰何少尔何多？”意思是：你们这些像麻雀一样的人，吃光了官仓里无数的粮食，可是像凤凰一样的贤才为什么那么少，而你们这样的“麻雀”却这么多？豪绅们这才听出诗中犀利的讽刺——原来自己成了蛀食国库粮米的“麻雀”，顿时气得脸色发白，却又无言以对，无可奈何。这首即兴之作，前两句白描叙事，后两句借物讽喻，将雅俗诗的讽刺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纵观这些例子，雅俗诗的魅力，就在于它打破了“雅”与“俗”的僵硬边界。它用一种近乎冒险的叙事节奏，先引领读者步入一个看似寻常甚至平庸的语境，而后在结尾处轻巧一跃，实现意境与格调的升华。这种强烈的反差，不仅制造了阅读的趣味，更在收束处赋予了文字以深度和力量。说到底，好的诗歌未必始终高高在上，能于俗常中见奇崛，在平白处显深意，或许才是真正的高手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