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杀死中国菜场
外卖杀死中国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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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核心判断是:以菜场为形式的C端零售生意,注定会走向碎片化。
常有人说,想了解一座城市,最近的捷径就是逛它的菜市场。那里浓缩了最地道的烟火气与市井生活,也是观察社会变迁的绝佳窗口。

故事得从1865年讲起。那一年,英国人托马斯·汉壁礼在上海外滩租界附近的宁海东路,建起了一座“中央菜场”。
这座菜场,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现代菜场的雏形。
尽管它经营不到一年便告关闭,但其模式却在上海扎下了根。此后,由当地名流出地,木块搭台、毛竹支棚,周边农民缴纳少许租金便可设摊经营——这种带有固定场地、明确分区和初步管理的集市,已然具备了现代菜场的骨架。以一百多年前的标准看,这已算相当超前。
不过,从雏形出现到在全国普及,菜场又走了将近一百年。
制约因素很多。一方面,大型菜场的繁荣需要相当程度的城市化水平作为支撑。另一方面,在计划经济时代,农产品长期实行统购包销,由副食品商店和供销社专营,根本没有农贸市场自由生长的土壤。

转机出现在1978年。“大管小活”的流通政策开始实行,即七到八成的“粗菜”仍按计划购销,剩余“精细菜”则放开经营与价格。城市的集市贸易由此复苏。
此后,计划经济的坚冰逐渐消融。到1992年,大中城市彻底取消了对蔬菜产销的计划管制,形成了经典的“五站式”流通链路:从商户出发,经过产地批发市场、销地批发市场、农贸市场,最终抵达消费者手中。

但菜场的真正崛起,还要再晚一些。这个阶段的农贸市场,大多还是以露天占道经营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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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场的发展,从来都与国家政策紧密相连。
它背后是一整套庞大的系统工程:蔬菜从哪儿来?如何运输?怎样送到千家万户?场地谁来建、谁来管?食品安全如何保障?
这一系列问题,被统合进了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名词:“菜篮子工程”。
这项工程始于1988年,核心是建立市长负责制,构建全国农产品流通体系,提升产品安全性。其中与菜场最直接相关、也是最早启动的一环,便是在城市建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
在此之前,城市农副供应主要依赖周边农村,零散的小摊贩和集市根本无法支撑大规模的跨区域交易。
这也解释了为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北方家庭入冬总要囤积大白菜、制作腌菜——蔬菜短缺,曾经是个实实在在的难题。

于是,从80年代末开始,全国各大城市掀起了建设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的热潮。批发市场成为关键节点,将来自无数小农的农产品,汇聚起来,再分发到无数零售摊贩手中。
与此同时,一场将流动摊贩“请进”室内市场的运动也在同步推进。
这个过程,叫做“退路进厅”。至此,菜场才真正进入了大规模发展的黄金时期。

在“退路进厅”过程中,钢棚菜场立下了汗马功劳。
它的优势太明显了:造价低廉。要知道,菜场占地面积巨大,若用钢筋水泥建造,成本难以承受。而钢棚结构能以极低的成本覆盖大片区域,为买卖双方遮风挡雨,确保交易风雨无阻。
至于棚内的其他设施,则是能简则简。
以记忆里儿时的菜场为例:地面就是粗糙的水泥地,远非后来改造过的地砖可比。摊位用砖头垒起,抹层水泥,铺上塑料布就能开张。

菜场污水多,排水系统必不可少。但早期的排水沟多是明渠,就在摊位边浅浅挖一道,导致场内常常污水横流,气味扑鼻。
照明也靠摊主自己解决。场地本身的灯光远远不够,于是每个摊主都会在菜堆上方拉一根铁丝,挂上一个瓦数极高的灯泡。灯光之下,蔬菜显得格外鲜亮。肉铺更有专用的“猪肉灯”,能把肉照得红润诱人。

所谓的水产区,就是摆满一米见长的红色大澡盆,顾客可以亲手挑选活鱼。但那也是很多人最不愿靠近的区域,腥味重,地面又湿又滑。

然而,恰恰是这种“简陋”,支撑了菜市场在全国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数据显示,中国农产品集市数量从1979年的3.8万多个,激增到1998年的近10万个。交易额更是从183亿元飙升至近2万亿元,增长超过百倍。
若非基础设施足够简单、成本足够低,如此迅猛、大规模的扩张根本不可能实现。

90年代,无疑是大型菜场的黄金时代。
与笔者同龄的朋友或许有同感:那时的菜场,其人气之旺,不亚于如今城市里顶流的商业街区。
尤其在乡镇、县城和城乡结合部,菜场就是绝对的商业中心,是商铺云集的黄金地段。
那时的“菜场”二字,含义远不止买菜。它泛指周边一整片区域,汇聚了你能想到的几乎所有业态:早餐摊供应着豆浆油条,小商品摊摆满镜子、风油精和鞋垫,裁缝铺提供缝补服务。甚至有些摊位超越了生鲜范畴,卖起了服装、文具和玩具。

02
但是,菜场发展快了,业态杂了,管理难题也随之而来。
比如,当时活禽交易是允许的,一排排铁笼里关满了鸡鸭鹅。
再比如一些如今已难觅踪影的食材。电视剧《繁花》里有买大王蛇的情节,现实中,那时的菜场确实有卖蛇、青蛙的,现场宰杀。笔者小时候胆大,甚至亲手从笼子里抓过蛇。

进入21世纪,食品安全日益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一系列公共食安事件,客观上推动了一项改革:“农改超”,即将农贸市场改造为生鲜超市。

“农改超”于2001年启动。到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将城市农贸市场改建成超市,支持农业龙头企业到城市开办农产品超市”,“农改超”正式成为“菜篮子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除少数大城市外,“农改超”的进程并不顺利。
原因主要有两方面。首先,超市整洁的环境必然伴随着更高的运营成本,这部分成本最终会体现在菜价上。而生鲜蔬菜本就是低单价、低毛利的生意,消费者对价格极度敏感,稍一涨价,客源就容易流失。

其次,超市在消费者心中首先是卖快消品和百货的,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让很多人觉得超市的蔬菜不如菜场新鲜。而且,超市作为单一卖家,同一类商品可挑选、可比价的余地很小,这与传统买菜人“货比三家”的消费习惯相悖。
因此,除了少数城市,大部分地区的“农改超”项目在推行后,很快陷入了经营困境。
当然,也有成功者。2001年,一位名叫张轩松的超市老板在福州开了一家新店,生鲜区面积占比超过50%。这家店,就是后来以生鲜经营闻名的永辉超市。

关于超市业态的变迁,这里暂且按下不表,那又是另一个波澜壮阔的故事了。
03
“农改超”遭遇阻力,传统菜场的日子也同样不好过。
事后回看,传统菜场的演变大致有三条路径,“农改超”只是其中之一。
第二条路径是更新改造。将钢棚升级为真正的室内市场,封闭管理,安装门窗,改善卫生,增设电子屏和通风设施,让环境更整洁。管理上也推行标准化和可追溯体系,便于监管。

如今各地涌现的网红菜场,如北京三源里、上海乌中市集,都是更新改造的成果。这种改造,一方面维系了摊贩、居民与市场管理者之间长期形成的稳定生态,另一方面也为现代化城市保留了一份独特的生活方式样本。

但客观地说,成功的改造案例并非主流。绝大多数菜场走向了第三条路:搬迁或消亡。
如前所述,大型菜场所在的位置,往往能形成区域商业中心。随着城市发展,一个错位逐渐凸显:菜场所处的地段商业价值越来越高,但卖菜这门生意产生的经济效益,却越来越难以匹配其地理价值的增长。
于是,趋势变得明显:超大型、带有批发性质的菜市场逐渐外迁或关闭;中等规模的菜市场一部分关闭,一部分被改造;小型菜市场则变得更加碎片化,演变为小区周边常见的、专营某类生鲜的小型农贸商店。
所以,当我们谈论菜场的“消亡”,更准确地说,是在谈论大型菜场的式微,以及中小型菜场的分化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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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菜作为一门生意,永远不会消失。毕竟,“吃”是刚需,它支撑着家庭餐桌,也供养着城市的餐饮业。
但以传统菜场形式存在的C端零售,注定会走向碎片化,最终形成菜场、超市、线上平台、新零售、社区小店并存的多元格局。
这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吃饭”的方式变了。自己动手做饭,在城市居民——尤其是年轻群体中,已不再是解决三餐问题的唯一选择。
有个观察很有意思:在日本,对菜场构成最大冲击的并非超市,而是便利店。日式便利店的便当和熟食业务极其发达,导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放弃了在家烹饪。

同理,在中国,发达的外卖产业和遍地开花的连锁餐饮,早已让许多人——尤其是单身人士——过上了“无厨房”生活。饭都不做了,买菜的需求自然锐减。于是,采购食材的任务,转移给了连锁餐饮的中央厨房,转移给了预制菜工厂。菜场,便在这样的替代中逐渐走向边缘。
真正碘伏一个行业的,往往不是它的直接竞争对手,而是来自另一个维度的、全新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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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恰恰是在认清菜场“边缘化”的命运注定之后,我们或许更能理解其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
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如今超市买菜如此方便,仍有许多老人愿意一大早起床,拉着小推车,辗转公交车前往郊区的批发市场,只为节省几块钱。

同样,为何对菜场的怀念之情如此普遍?甚至许多未曾经历其黄金年代的年轻人,也对菜场抱有特殊好感。
因为在商业价值之外,菜场更是一个承载着文化内涵的公共空间。对父辈乃至祖辈而言,买菜不止是购物,更是一种社区交往。他们的社交话题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交换当日菜价信息:哪家的鸡蛋贵了一毛,哪家的白菜更新鲜。在那个没有统一电子价牌的时代,买菜人之间的口耳相传,本身就是市场价格形成的过程。这套机制能自发调节价格,也为社交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话题。只要价格在波动,交流就不会停止,菜场作为公共空间的价值便得以延续。

为何汪曾祺、蔡澜、陈晓卿等大家都说,了解一座城市,要先去看它的菜市场?他们指的不仅是饮食文化,更是让你透过这个公共空间,去触摸当地人真实的生活状态。任何一个成熟的公共空间,都是一座城市现成的、生动的田野调查样本。
而这样的样本,在今天恰恰是稀缺的。
中国的大多数城市,不缺商业综合体,不缺买菜的地方,更不缺热闹的场所,唯独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富有生命力的公共空间。即便年轻人没有经历过菜场的鼎盛时期,他们依然会向往那里的烟火气与人情味。因为在他们的生活经验里,像菜市场这样能让市民自然发生社交、体验公共生活的空间,客观上正在减少。
当我们为菜场的消逝而感慨,为城市的趋同而叹息,本质上,是在为一种正在远去、真实的、线下的生活方式而感怀。
参考资料:
《我国农产品蔬菜批发市场的性质与变迁研究-基于 CAS 和主观博奔契合的理论框架》安康
《农产品超市零售发展研究》王晓红
《改革开放 30 年 我国生鲜蔬菜流通体制:历史回顾与趋势判断》张秀芳
《演化与变迁:我国城市中的“农改超”问题》朱李明
《“菜篮子”工程建设研究》张红宇 范照兵
《“留住当年的烟火气”— 基于市井文化的传统农贸市场改造研究》陈凯伦 周潮
《农贸市场在农产品商贸流通体系中的地位再思考 — 以重庆市农贸市场为例》何海军 武鹏鹏
《生鲜农产品流通模式的演进 — 从农贸市场到生鲜超市》陈耀庭 蔡贤恩 戴俊玉
《近代上海饭店与菜场》唐艳香 褚晓琦
《我国农贸市场发展历史》王全
《未来还会有菜市场吗?》食通社 Foodthink
《菜市场:城市进化论下的空间变形记》城市罐头
《那些年被低估的菜市场》秦朔朋友圈
《买菜,还是放下社区共同体的执念比较好》GQ 报道
《看似平常无奇的中国菜市场,竟然藏着一个“世界谜题”?》文化纵横
《消失的菜市场》灵兽传媒
《城市菜市场的死与生:消失的菜市场与“转移”的人口》《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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