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硬件这一年:是虚假繁荣,还是时代拐点?

是什么在阻碍下一个“iPhone时刻”?三位嘉宾的观点高度一致:资本对长周期、高风险探索的支持不足。
从AI眼镜的“百镜大战”到AI手机的功能同质化,整个行业似乎陷入了一种不AI,毋宁死的营销焦虑。然而,在这股热潮之下,真正的价值创造与虚假的泡沫叙事正激烈交织。
问题是,AI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重塑了硬件赛道?创业公司又该如何在这片看似遍地黄金、实则暗流涌动的赛道中,避免成为热闹的陪跑者?
自动播放在拉斯维加斯CES期间,组织了一场围绕AI硬件未来的圆桌讨论,对话XREAL创始人兼CEO徐驰、睿尔曼创始人CEO郑随兵、华创投资合伙人熊伟铭三位行业实践者,在硬件创新、技术研发与资本布局等维度进行了一场激烈碰撞。
01
AI大模型重塑硬件,先解决脑子,再提升效率
对于硬件赛道而言,AI大模型带来的并非简单的功能叠加,而是一场从工具到伙伴的模式转移。
郑随兵以机器人行业为例,将这一变革形象地比喻为赋予机器会干活的脑子。过去十五年,机器人行业解决了能干活的身子,也就是操作能力的问题。而ChatGPT等大模型的出现,则首次让机器人具备了理解环境、规划任务的初步智能。他回忆道,早期向ChatGPT提问“如何从冰箱拿可乐”,模型不仅能分解出导航、视觉识别、机械臂操作等步骤,甚至能处理“解儿童锁”这样的嵌套逻辑。这标志着机器人开始拥有一边想一边看的能力,这是迈向真正智能的关键一步。

徐驰则从交互效率的角度切入,指出AI的价值正在从提升效率的“Copilot”向替代人类进行复杂决策演进。他以Gemini 3指导用户换机油的视频为例,说明原生多模态大模型已经能够像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友,结合实时视觉信息提供精准、连贯的操作指引。他认为,未来的趋势是人与“类人的智慧体”进行高效交流,这背后是海量背景信息支撑下的精准信息传递。尽管目前人们仍对机器的最终决策心存疑虑,但随着技术成熟和信任建立,这种依赖将不可避免。
值得注意的是,三位嘉宾也对大模型的能力边界保持着清醒认知。郑随兵强调,当前的大模型本质上仍是基于概率预测的生产模型,它擅长在已知知识体系内进行推演,却无法像人类一样创造全新的公理或突破未知领域。因此,它目前是绝对的最好的Copilot,而非全知全能的造物主。熊伟铭则补充道,为什么大模型赋能硬件仍处于功能机时代,背后正是源于各种AI功能百花齐放,但尚未形成统一的终极形态。
02
创业公司如何跳出“陪跑”怪圈?
“现在的市场,就像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大家都在做相似的产品,讲相似的故事”,熊伟铭在现场直接点出了当前AI硬件赛道的繁荣与隐忧。
一方面,行业呈现井喷态势,中国厂商在CES等国际舞台上集体发力,机器人、AI眼镜等品类创新涌动。另一方面,同质化竞争严重,“Me too”产品扎堆,部分企业为了维持估值,急于给硬件贴上AI标签,陷入营销焦虑。
根据三位嘉宾的判断,这场繁荣背后的泡沫,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资源分散导致的低效竞争。徐驰指出,在政策扶持的导向下,各地催生了大量标杆企业,各地都有自己的机器人或眼镜企业,但资源被平均分配后,真正投入核心研发的资金反而减少,不少企业将钱花在营销上而非产品创新。

其次,应用场景模糊的盲目跟风。郑随兵举例,在新生儿数量持续下滑的背景下,仍有不少创业公司扎堆做儿童领跑机器人,这类缺乏真实需求支撑的产品,正是泡沫的典型体现。
第三,是资本逻辑的扭曲。熊伟铭认为,中国资本市场呈现共识驱动特征,投资人倾向于复制已有的成功案例,“看到一家企业起来,就想便宜攒一个”,但缺乏美国市场那样的资本消化能力和并购环境,导致大量资金被浪费在重复建设上。
问题来了,创业公司如何避免成为“热闹的陪跑者”?
核心在于拒绝“Me too”,找到独特价值锚点。郑随兵提出,创业公司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快速变现,通过清晰的商业模式占领用户心智,要么聚焦硬核创新,在技术或应用场景上建立足够的领先身位。睿尔曼的实践印证了后者的可行性,公司核心零部件完全自研自产,没有成熟货架产品可替代,同时通过5万小时MTBF测试建立质量壁垒,最终成为头部企业的核心供应商。
另一个可行方向是,创业公司在市场端寻找技术与应用的契合点。熊伟铭以录音笔的升级为例,这个存在了几十年的硬件,在加入大模型后实现了自动生成笔记的功能,瞬间完成价值重构。“很多时候,不是硬件不行,而是AI没有找到合适的切入点”,他强调,产品经理的时代正在回归,关键在于发现已有硬件形态的痛点,用AI能力完成体验革新。
再者,创业者要跳出单一市场的局限。熊伟铭观察到,当前中国科技产品的商业化和资本化重心正在向北美转移,“很多深圳团队的产品,第一天就在北美发布,三年后才考虑中国市场”。这种国际化而非出海的思维,要求创业公司融入当地生态,结合不同市场的需求差异进行创新,而不是局限于国内的同质化竞争。
03
打破同质化和价格战,供应链是一把双刃剑
中国供应链的成本优势和迭代速度,是AI硬件创新的重要基石。“想做一款机器人或智能硬件,在国内能快速整合供应链,实现从原型到量产的落地”,郑随兵坦言,这种优势让中国硬件企业能以更低的成本快速试错,推动行业整体发展。但硬币的另一面是,当所有玩家都能利用这套供应链时,产品同质化和价格战便难以避免。
如何用好供应链这把双刃剑?睿尔曼和XREAL的实践提供了两种思路。睿尔曼选择自研+规模化的路径,核心关节模组等零部件均为自研自产,形成技术壁垒,同时通过2025年超10万台的出货量建立规模优势,既避免了被供应链卡脖子,又能通过规模效应降低成本。郑随兵强调,供应链的核心价值不是拼低价,而是整合能力和核心部件的自主可控能力。
徐驰则从品牌和定位入手。他认为,成熟赛道的供应链难以形成长期差异化,最终比拼的是品牌带来的用户信任。“就像汽车和手机行业,供应链大同小异,但苹果、宝马依然能凭借品牌价值获得溢价。”他指出,创业公司需要明确自身定位,是服务全球用户还是特定群体,是追求极致体验还是高性价比,定位清晰后,供应链可以替代,但用户心中的品牌认知难以替代。
出海过程中的供应链适配,同样至关重要。徐驰提醒,中国企业出海不能沿用国内的低价竞争和营销套路,“海外市场对信任的要求极高,一旦出现质量问题或信任危机,很难有第二次机会”。郑随兵补充道,这要求企业在利用国内供应链成本优势的同时,必须提升品控标准。
熊伟铭则从资本视角给出建议,供应链留在中国,利用成本优势实现稳定盈利和上市,探索性业务布局海外,结合不同市场的需求进行创新。这种“拆分模式”既能发挥中国供应链的硬实力,又能避免被单一市场的同质化竞争所束缚。
04
是什么在阻碍AI硬件的“iPhone时刻”到来?
“iPhone已经诞生20年了,我们为什么还没等到下一个颠覆性产品?”
这个问题,反映出了行业对创新突破的迫切期待。回顾过去一年,消费电子市场的创新多集中在参数提升和渐进改良,比如更好的显示、更快的充电,真正的颠覆性产品迟迟没有出现。
是什么在阻碍下一个“iPhone时刻”?三位嘉宾的观点高度一致:资本对长周期、高风险探索的支持不足。
现场,徐驰直言,技术问题有信心解决,用户也会为好产品买单,但资本的耐心是有限的。他认为,iPhone的成功源于技术突破带来的体验跨越,而这种突破需要长期、持续的研发投入,然而当前资本市场追求短期回报,难以支撑这种高风险的探索。
熊伟铭补充道,中国资本市场的“浅水特性”加剧了这一问题,这导致很难支撑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颠覆性创新。此外,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不足、文化层面的工程师思维过于保守等因素,也导致企业倾向于在已知领域做改良,而非未知领域做突破。
但契机也同样蕴藏在挑战之中。郑随兵认为,突破的关键在于打破“鸡生蛋、蛋生鸡”的循环,没有应用就没有数据,没有数据就没有智能,没有智能又难以推动应用。
熊伟铭则强调超级产品经理的重要性。“就像乔布斯重返苹果一样,颠覆性产品需要有人能跳出固有思维,重新定义用户需求。”他认为,AI硬件的下一个突破点,不在于技术的堆砌,而在于对用户痛点的深刻洞察。

“我们正在见证一个以AI为内核的新时代,无论是具身智能、AI眼镜还是可穿戴设备,只要资本愿意给予足够的耐心,技术突破的临界点很快就会到来”。徐驰对未来充满信心,他同时也预测,下一个20年,必将是AI硬件重塑生活的20年,而那个颠覆性的“iPhone时刻”,已在转角处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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