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电视剧《重器》更新至第12集。最新两集的剧情并没有继续推进具体案件，而是把重点放在几位大学生（毕业生）的就业分配与情感纠葛上。正如不少观众评价的那样，赵冬苓编剧更擅长书写家长里短、带有一定戏剧冲突甚至狗血色彩的人物关系，却未必擅长处理严肃题材中对叙事逻辑要求更高的内容。在这两集里，蒋奇明角色的“黑化”就属于典型的生活化冲突写法，但同时也让人产生疑问：编剧是不是对穷人家孩子的成长逻辑存在某种误读。
首先，需要说明一点，任何带有“阶层背景”的角色，在影视创作中都可以走向黑化，这本身并没有问题。我们不能因为蒋奇明饰演的是一个出身贫寒、来自农村家庭的孩子，就简单认定编剧是在刻意抹黑某一类人。同时，我这里使用“阶级成分”“贫下中农”这类说法，本身也显得有些过时，只是因为一时找不到更贴切的现代语汇，才暂且借用这些表达。
基于这一前提，面对《重器》中蒋奇明角色的黑化，我真正想讨论的是：这种人物转变是否具备足够的合理性。实际上，在该剧此前已经播出的剧情里，这个角色的黑化倾向早已有所铺垫。比如几位大学生在实习期间，蒋奇明角色曾有一次回乡的情节。他回去做什么？是去向村干部施压，甚至带着威胁意味表示，自己从政法大学毕业后会回到当地任职等等。单从这一段来看，人物行为就已经显得颇为突兀。
剧情里，他父亲到底遭遇了什么不公正待遇呢？赵冬苓编剧给出的设定是，村里分地时，因为他父亲是民办教师，所以分到的是比较差的地，而好地分给了别人。随后，剧情又通过电话情节补充说，连这两亩地最终也被收走了，他家等于彻底没地可分。大致意思就是这样。如果我理解有误，也欢迎大家指正。
对于这件事，村干部给出的解释其实也很直白：你爹是民办教师，公社已经发工资了，既然有了这份收入，就不能一边领工资，一边再参与土地分配。蒋奇明饰演的角色显然不接受这种说法，他坚持认为父亲首先是农民，既然是农民，就应当参与村里的分地。与此同时，剧情里还特别交代了一个关键信息——他父亲当时正在争取“民办转公办”。很多年轻观众可能对这个概念并不熟悉，简单来说，就是从临时性质岗位转为正式编制。在那个特定年代背景下，如果他父亲正处于争取民办转公办的阶段，那么不参与村里分地，反而更符合当时的现实情况和社会逻辑。
也正因如此，看到这里时，我就很难理解蒋奇明这个角色为什么还要专门回老家找村干部闹事。而且从人物动机和剧情逻辑来看，这一段并不成立。赵冬苓编剧不少电视剧作品中，都容易出现为了制造强冲突而牺牲人物智商和叙事合理性的情况。我认为这一处就属于典型的“强行降智”。作为名牌大学的高材生，他理应更清楚，父亲分不到土地，恰恰可能是父亲完成民办转公办的重要条件之一。按照常识判断，此时更合理的做法，应该是劝父亲不要参与分地。毕竟分地的收益有限，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成为公办教师几乎就是端上了真正意义上的“铁饭碗”——哪怕放到最近几年退休，乡村教师的退休待遇也往往相当可观，每月退休金达到大几千并不稀奇。
最新播出的剧情中，围绕工作分配展开的一场冲突，再次把蒋奇明饰演的角色推上争议焦点。这一段采用了非常明显的戏剧化处理：人物原本想去最高检，结果最终被分配到县城的公检法系统，于是跑去找系主任闹事，接着又发展成酒后失态，甚至对女同学做出带有“猥亵”性质的举动。仅从这一系列情节呈现来看，很多观众都会感到人物行为被刻意推向极端，像是为了制造戏剧冲突而有意压低了角色的判断力。这样的写法，也很容易引发质疑，让人觉得赵冬苓在这一段的处理过于追求狗血效果，并把其合理性建立在对底层处境、寒门逆袭和向上流动焦虑的一种刻板化想象之上。
当然，如果直接说赵冬苓编剧喜欢讽刺穷人，这种说法本身也容易变成简单扣帽子。万一普通劳动者的情绪因此被引导，最终集中发泄到赵冬苓本人身上，那就可能演变成网络暴力了。所以，我们还是尽量就剧情本身谈剧情，不轻易扩大讨论范围。就我个人的追剧感受而言，一个从贫困乡村考出来的名牌大学生，毕业后工作能被分配到县城的公检法系统，其实已经算得上是非常不错的上升通道，甚至可以说是平步青云。这样的寒门学子，真的会天然把目标直接锁定全国最高检吗？最高法、最高检那样的资源和野心，难道不更像是属于那些出身背景更强、家庭条件更优渥的人吗？
所以，这一段我确实看不太懂。蒋奇明角色因为工作分配不如预期，就立刻开始闹事，这是不是对人物智商和处事能力的过度削弱？去找系主任闹事，放在当年是多么危险的举动？在那个时代背景下，系主任完全可能一句话就影响他的工作前途。更离谱的是，他竟然借着酒劲发疯，开始威胁女同学。别忘了，当年社会环境下对这类问题本来就查得更严、打得更重。即便女同学个人不追究，学校和系里也大概率会严肃处理。单凭威胁女同学这一件事，蒋奇明角色被开除都并非没有可能。一个一门心思想往上爬、想改变命运的人，真的会做出如此缺乏判断力的事吗？
因此，我认为《重器》中蒋奇明角色的黑化处理失真感非常强，大概率就是赵冬苓编剧为了制造狗血剧情而生硬推动的人物转向。赵冬苓似乎确实很擅长描写底层人物生活中的鸡毛蒜皮与复杂阴暗面，但在这种书写中，又似乎缺少一种真正具有现实关怀的悲悯意识，更多呈现出的是一种带有讽刺意味的“向下审视”。也正因为如此，我一直觉得赵冬苓的作品谈不上高级。她在提升叙事逻辑能力的同时，或许也需要建立更多类似鲁迅式的悲悯感与人物理解力。（文/马庆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