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2日，电视剧《重器》已经更新至第26集，距离大结局只剩最后阶段。我在这部剧的首篇剧评解析中，就明确指出过编剧赵冬苓在叙事能力、叙事逻辑方面存在不少问题。彼时，还有部分观众并不认同这一判断。不过，随着后续剧情持续展开，越来越多剧迷在留言区认可了我对《重器》的批评。如今，这部剧“越看越水”，已经成为不少观众集中吐槽的焦点。那么，《重器》为什么会越来越拖沓、越来越注水？根源其实在于赵冬苓编剧惯用的“鸡贼式叙事”，最终造成了必然性的叙事偏差。

有一位剧迷留言问我，为什么总在批评赵冬苓。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好回答。我批评的是电视剧《重器》这部作品本身，而赵冬苓恰好是该剧的编剧而已。这依旧是针对作品的评价，不是针对个人。单纯抛开编剧身份去谈赵冬苓，我并没有兴趣。当然，与其问我为什么总是批评赵冬苓编剧的作品，不如反过来问一句，为什么她署名编剧的部分作品，质量总是难以令人满意。当然，也必须承认，赵冬苓署名编剧的电视剧里，也有质量不错的作品。比如《沙尘暴》，我就曾持续写过好几篇正面评价的剧评文章。

只要检索我过往的影视剧评论，其实很容易完成一种自证——我对任何影视作品的分析，始终是基于作品内容，而不是基于创作者个人。拿赵冬苓编剧的作品来说，碰到像《沙尘暴》这样质量过关、叙事成立的作品，我同样会真诚表扬，甚至连续表扬。从我个人认知来看，这几句解释本来都没有太大必要，作者无需多言，作品本身会说话。

咱们还是回到《重器》最新剧情本身，它究竟为什么会越来越水？不妨先做一个具体论证。闫继才这个案子，已经拍了很多集，但依旧看不到多少真正有效的推进。反而是女主角和男配角的感情线推进飞快，已经领证结婚，甚至开始准备落实女主的工作调动。与此同时，女二号继续“作妖”，男主角放着更好的职务不要，直接选择回到女二号身边，上演一出“为爱燃烧”的桥段。类似这种狗血化的爱情戏，倒是一点都不少。正如我此前剧评中提到的，赵冬苓编剧更擅长写琼瑶式、情绪化的爱情戏，而不是写真正考验叙事智商和叙事逻辑的司法题材。

除了大篇幅的感情戏之外，剧中才零零散散涉及闫继才案。严格来说，这部剧其实未必适合叫《重器》，如果改名叫“法学生的爱情故事”，也许还更贴切，因为真正的司法内容少得需要观众费劲去找。剧中关于闫继才案的几集内容，归纳起来无非就是：当年负责此案的老刑侦，因为自家女儿也遭遇冤枉，良知终于被唤醒，于是开始协助查案。

除此之外，基本没有更多实质性内容。那么，为什么一部司法题材电视剧，会不断用爱情戏来注水？原因恰恰在于编剧太“懂行”了，或者说，她太清楚这种鸡贼式叙事该如何操作。这类爱情叙事，不需要大量采风，不需要严密梳理案件逻辑，也不需要复杂的专业知识支撑。这也正是为什么大量套路化、狗血化的烂俗剧，往往都爱讲爱情故事。因为它容易写，门槛低，不太需要动脑子。反过来看，司法题材本身却不同，它需要编剧真正动脑，需要做采访调研，需要在认真分析基础上完成创作。

而这种叙事手法一旦被大量使用，就必然会导致爱情戏份不断膨胀。即便剧情表面上仍在讲案件本身，也会出现明显的叙事偏差，让观众直观感受到节奏拖慢、剧情推进缓慢。那么，什么叫“叙事偏差”呢？我们就以《重器》里的闫继才案为例。正常的案件叙事，尤其是翻案类叙事，最需要重点展现的其实是阻力部分。编剧创作中有一个基本常识：什么叫故事性？主角不断冲破阻碍，这才构成真正的故事性。因此，写故事的关键，就是把主角面临的阻力写出来。

闫继才案这样一起明显的冤假错案，重启调查的阻力究竟在哪里？赵冬苓编剧恰恰“聪明”过头了，她没有正面用足够扎实的桥段去书写这些阻力。当然，也不是完全不写，而是常常一笔带过。与此同时，她却把更多篇幅留给几位检察院同志四处奔波，也留给老刑侦良心发现后的各种调查取证。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叙事偏差。正常的剧情叙事，需要正反两股力量相对均衡，才能形成足够的戏剧张力。而在赵冬苓编剧的《重器》中，闫继才案的阻力桥段明显不足，最终给观众造成一种很强的观感错觉——主角们一直在忙，却像是在瞎忙，始终无法真正推动剧情发展。

真正懂行的编剧，难道会不知道叙事应该重点写阻力吗？当然知道。但问题在于，赵冬苓编剧太擅长使用这种“叙事偏差”式创作了。这种创作伎俩，也许能糊弄对叙事缺乏判断力的观众，可一旦遇到稍微熟悉编剧规律、叙事结构和影视文学创作的人，就很难真正站得住脚。再加上我这个人比较较真，所以才会一篇接一篇地分析，最终也就把编剧在创作层面暴露出的诸多问题逐渐论证清楚。影视文学创作，说到底是笨功夫，是需要踏踏实实下苦功的。赵冬苓的问题，恰恰是太“聪明”了，反而把作品做虚了。（文/马庆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