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先生常自称是“五四之子”。在众多报刊杂志中,他最为钟爱的,便是《新青年》。少年时期的巴金,曾怀着一颗既忐忑又充满期待的心,给《新青年》的编者陈独秀写去了一封信——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写信。结果呢?这封信寄出后如同石沉大海,始终未能收到回音。这成了他少年时代一个小小的、却也深刻的挫折与遗憾。

时间来到1928年8月,巴金在法国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灭亡》,也正是在这部作品上,他第一次正式署上了“巴金”这个笔名。谈及这一笔名的由来,背后隐藏着一段沉重的往事。他在拉封丹中学的中国同学巴恩波,不久前投水自尽。为了纪念这位同窗,他选择了“巴”字;而“金”字,则源于他刚译完克鲁泡特金的著作。就这样,“巴金”成为了日后响彻中国文坛的名字。
1931年,巴金代表作《家》最初在《时报》上连载,当时使用的题目是《激流》。书名和作者名都被套红处理,报纸还用醒目的大字向读者介绍,称作者为“新文坛巨子”。然而,命运弄人,小说连载的第二天,巴金便收到了大哥李尧枚服毒自尽的噩耗。这一打击过于沉重,直接促使他重新调整了整个小说的构思——大哥,最终成为小说主角高觉新的原型,贯穿全书。
巴金是那种会认真回复读者来信的作家。1936年起,他通过书信结识了一位名叫陈蕴珍的女学生。这位姑娘曾在电影院偶遇过巴金,但让她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位大作家,竟然戴着黑眼镜看电影。一直不愿谈恋爱的巴金,最终还是被这位纯洁热情的女孩子打动了。他们谈了八年恋爱,陈蕴珍后来成为他一生挚爱的妻子。当然,读者更熟悉的是她的笔名——萧珊。
1949年7月,巴金到北平参加中国文协成立大会。闲暇时他喜欢去旧书店淘书,随手买了一本名为《人生》的小书,署名显示“巴金作”,由上海励志书社出版。巴金翻开扉页,顺手写下几个字:“原作者不知为何许人。我写不出这样的作品,书商真可恨!”——由此可见,那个年代同样存在盗版现象。
1952年,巴金作为赴朝创作组组长,来到抗美援朝的最前线。在前线,他备受关照,但面对盛情,心中又深感不安。领导机关常送来烟、白糖、奶粉等稀缺物资。他呢,借口感冒未愈,索性把烟戒了。巴金这一时期的作品《团圆》,后来被改编成经典电影《英雄儿女》。随后,文革爆发,抄家之风也席卷至他的家中。巴金家里养着一只名叫包弟的小狗,是全家的宠儿。可街道上的孩子们常来敲门,嚷嚷着要杀狗。巴金夫妇无计可施,最后只得将小狗送到医院做实验。面对那些批判、虐待和侮辱,他全都默默承受。有难友忍不住问他,如何看待这一切?他只回答了四个字:“我相信历史。”
1981年,有记者去采访巴金,看见屋里到处摊着书,老人正忙着整理。问他做什么,巴金抚摩着书说:“我在做身后事——就是把这些书整理出来,捐出去。死后就没法做了。”记者又问,为什么不让孩子或别人代劳?他说:“要分类,别人不晓得有哪些书。”1982年,搬书的人来了。巴金便静静地坐在楼梯旁一张老式木椅上,默默送别这些陪伴了自己几十年的老友。
巴金晚年有个专职司机,姓彭。老彭的孙女出生时,巴金为她起了名字。他说:“就取一个朴实无华的名字。生男孩叫彭大明,生女孩叫彭明英。大明、明英的意思,就是正大光明。做人,无论到什么时候,都要做正大光明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