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王国维的文化生命，最令人费解的一笔，恰恰是他的死。不是死于战场，不是死于疾病，而是以一种近乎平静到诡异的姿态，主动走向了终点。

赵万&里在《王静安先生年谱》里记下了那天上午的情形：五月初二夜里，批完试卷，写好遗书揣在身上，当晚睡得跟没事人一样。初三早上照常洗漱吃饭，去研究院上班，一切如常。忽然找朋友借了五块银元，独自走出校门，雇车去了颐和园。走到排云轩西边的鱼藻轩前，临水站着，抽完一支烟——园丁还看见他了——紧接着就听见落水声。等众人赶过去捞起来，前后不到两分钟，人已经断了气。时间是巳正（上午十点）。

从这个记载来看，不难推测：王国维的死，不仅是主动的选择，而且平静得吓人——就像去赴一个老朋友的约会，没有半点激昂。正是这种视死如归的平静，让他稳稳地在文化史的坐标系上占据了一个独特的位置。他不是死于哪件具体的时事，更可能死于对自身所依托的文化精神的失望，对某些无法补救的缺失的绝望。站在更大的历史维度上看，他的死既没拘泥于时务，也超越了个人生命——他以死把自己和正在沦落的文化割裂开来。他看得很清楚：如果肉体不死，精神迟早会泯灭；只能用肉体的死，去换精神的永生。这才是真正的大清醒、大智慧。当时能看穿这一点的，恐怕只有寥寥几位同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