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村卫生所基本情况与定位困境
本次实地调查覆盖了金村、高都、北义城三个乡镇，累计走访行政村93个，涉及涉药单位108家，其中村级卫生所78家（有2家处于非正常营业状态）。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村卫生所本应作为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网底”，承担起守护村民健康的第一道防线职责。然而，现实情况与这一定位产生了显著偏差。目前，绝大多数卫生所实质上已演变为“以药养医”的典型模式。在抽样调查的年药品流水额较大的10家卫生所中，药品销售收入占比高达95%以上，真正的医疗服务收入微乎其微，仅占约5%（主要来源于接产、缝合等少量诊疗项目）。这清晰地表明，其作为医疗机构的公共服务功能正在逐步弱化。
更值得关注的是其性质的根本转变。除了极个别卫生所仍保留集体属性外，绝大多数实质上已转为个体承包经营。村集体对卫生所往往疏于管理，视同普通杂货店一般，这使得“网底”的公共医疗服务属性大打折扣，农村三级保健网的底层结构正面临严峻挑战。
其次，村卫生所因其“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身份享有政策优势，成为在农村开展医疗活动的“香饽饽”。这直接导致了“一村一所”传统格局的松动。例如，在北义城镇，多个行政村存在2家甚至3家持证卫生所并存的情况。而在金村镇枣园村，情况则更为复杂：三家自称卫生所的机构中，仅一家持有有效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另一家负责人虽在许可证上登记却实际处于无证经营状态，第三家则仅持有合作医疗定点证件。这种“家家都有证，家家又像没证”的混乱局面，给基层药品监管带来了极大的被动与困难。
二、药品购进渠道：合法与非法交织
卫生所的药品来源渠道复杂多样，合法与非法行为相互交织。
（一）合法渠道
1. 从具备批发资质的企业购进。这是所有被调查卫生所都会采用的渠道，也是唯一完全合规的采购方式。
2. 从疾控等相关渠道领取疫苗、糖丸等特定计划免疫药品。
（二）非法或违规渠道
1. 从零售药店购进。尽管多数负责人知晓这不合规，但出于现实原因仍普遍存在：一是部分药品的批发价竟高于药店零售价，就近从药店采购不仅方便且更实惠；二是部分卫生所用药量小，批发企业不愿拆零销售；三是批发企业配送周期固定，无法满足临时性用药需求。
2. 从乡镇卫生院变相购进。随着新农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的推进，卫生所需将村民的门诊报销额度向卫生院兑换现金。而卫生院为自身利益考量，常将应兑付的现金直接折换成药品提供给卫生所。这一普遍做法，实质上构成了卫生院的无证批发行为和卫生所的非法购进行为。
3. 从个体药贩手中购进。这是风险最高的采购渠道，主要分三类：一是职业非法药贩，常假冒正规公司进行销售，其兜售的药品多为假药，危害极大；二是正规企业业务员的“私货”，他们利用职务之便夹带销售非本公司药品，并采取“先用后付”等方式规避票据和监管；三是村民或卫生所人员从外地顺便捎带药品牟利。此外，还有一种颇具“人情味”却违规的情况：村民将自家未用完的药品放在卫生所代售，卫生所虽无利可图，却碍于情面应承下来。
（三）验收记录流于形式
尽管药监部门近两年持续要求建立药品购进验收记录，情况有所好转，但问题依然突出。记录往往只是机械照抄票据内容，对于票据之外的关键信息（如药品外观检查、批号核对等）以及最重要的“验收结论”栏，基本空白。这充分说明，当前的记录工作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应付检查，涉药单位对记录重要性的认识严重不足。
三、药品保管状况：松散与隐患并存
卫生所的药品储存保管环节问题较为集中。在78家卫生所中，能定期清理过期药品的仅9家。检查中时常发现过期、失效药品未及时清理，甚至有存放超过二十年的针剂仍摆在药架上，虽已不再使用，却暴露出药品管理工作的严重缺失。
药品摆放随意性大。我们倡导的药品分类摆放这一基本要求，在许多卫生所难以落实。药品的整洁度与场所规模成正比。不少家庭式卫生所将药品与食品、杂物甚至生活用品混合存放，不仅影响药品质量，也严重损害患者对药品疗效的信心。
药品效期管理严重不足。效期管理直接关系到卫生所的经济效益与用药安全。调研的三个乡镇中，高达92%的卫生所仅有一名医生，且自负盈亏。这种模式下，医生面临巨大压力：要么在药品近效期时加大使用频率，影响用药合理性；要么对过期药品照用不误。尤其是口服药、中成药，许多医生错误地认为“只要没严重污染就能用”，这种观念和操作在实践中相当普遍。
四、涉药人员管理存在真空
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是：检查时卫生所门开着，却找不到医生。询问之下，看门者往往是医生家属等“闲人”。这些人未经专业培训和健康体检，仅凭一点道听途说的知识便敢司药、卖药，成为农村药品安全链条中最不可控的风险点。
五、药品管理知识普遍匮乏
村级卫生所人员在药品管理知识上存在系统性欠缺，具体表现为：
1. 不凭处方销售药品，模糊了医疗机构与零售药店的界限。
2. 发药时不提供说明书，不告知注意事项。
3. 为图方便，擅自拆零药品并更换包装，无视外包装对药品质量保护的重要性。
4. 存在擅自配制制剂的情况。
5. 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意识几乎为零，2026年度78家卫生所无一例上报。
6. 存在用食品冒充药品的现象。
7. 一次性医疗器械的购进、使用、销毁记录不全或缺失。
六、监管工作的思考与建议
基于以上问题，对村级卫生所的药品监管，需要在严格执法与帮扶指导之间找到平衡。
（一）深入调研，依法行政与精准打击相结合。监管的前提是了解。调研中发现的24家无证经营户（多为家庭式），存在取证难、处理难、易反复的特点。对此，必须保持持续的高压监管态势，迫使其自动退出市场。同时，打击违法行为本身就是对合法卫生所生存空间的有力维护。
（二）规范源头，理顺药品购进主渠道。监管重心应前移，加强对本地药品批发企业的监管，在确保其规范经营的前提下，将其培育和发展成稳定、合法的药品主供应渠道。同时，引导主渠道之间开展良性竞争，提升服务（如拆零、配送及时性），从源头上压缩卫生所从非法渠道购药的需求。
（三）加强培训，转变观念与提升素质并重。管理不规范，根子在人的素质。调研乡镇中，63%的村医是通过一次集中培训获得中专学历，其基础文化和专业管理思维令人担忧。座谈中，他们首要抱怨的是“经济效益差”，思维仍停留在计划配给时代，将个体诊所、药店视为“抢生意”的对手。必须引导他们认识到，在新形势下，村卫生所应凭借其“信用”和“医疗技术”优势，与药店的价格优势进行差异化竞争。观念不转变，容易引发恶性竞争，最终损害药品质量安全。
（四）强化指导，推行人性化与法治化融合的监管模式。几乎所有卫生所都表达了“希望多指导、多沟通、少罚款”的意愿。这既反映了我们执法的威慑力，也暴露出沟通的不足。未来的监管，应在坚持依法行政的基础上，融入更多人性化指导。例如，建立常态化的沟通学习机制，监管人员可以向老中医请教中药鉴别知识，涉药人员则可以系统学习法规与管理要求。目标是让守法经营、规范用药成为卫生所的主观意愿和自觉行动。单纯的强硬处罚，只会让违法行为更加隐蔽。唯有坚持“监管”与“服务”并举，以法制为框架，以情理为纽带，才能构建起药监部门与监管对象之间健康、可持续的“双赢”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