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月的美国毕业季，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在几所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当演讲嘉宾满怀激情地谈及人工智能的未来时，台下响起的并非掌声，而是一阵又一阵的嘘声。

这有点反常。毕业典礼本应是关于希望、机遇和新起点的庆典，台上的话语通常充满鼓舞。可当“未来”被具体化为AI时，不少毕业生的第一反应却是抵触和抗拒。对他们而言，AI这个词汇所关联的，可能不是宏大的技术革命，而是更为现实的职业焦虑：入门岗位的压缩、既定职业路径的碘伏，以及一种“比赛还没开始，规则就已改写”的仓促感。

台上说“工业革命”，台下开始嘘

在中佛罗里达大学的典礼上，当演讲嘉宾格洛丽亚·考菲尔德宣称“人工智能的崛起是下一次工业革命”时，现场的嘘声逐渐变大。她显然察觉到了这种情绪，随即补充道：“好吧，我碰到敏感点了。”紧接着，她说了一句：“仅仅几年前，AI还不是我们生活中的因素。”没想到，这句话反而引来了台下的欢呼和掌声。

这个微妙的转折很能说明问题。学生们抵触的，或许并非AI技术本身，而是那种将AI视为一种无条件、必然进步的宏大叙事，却对它将带来的具体震荡轻描淡写。

施密特的“火箭座位”没人想坐

类似的情景也发生在亚利桑那大学。前谷歌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在演讲中鼓励学生组建AI团队，并用了硅谷经典的比喻：当有人给你“火箭飞船上的座位”时，不要问是哪个座位，直接上去。

这套说辞在风险投资会议上或许能点燃激情，但在毕业典礼的语境下，听起来却别有意味。对于台下即将踏入就业市场的年轻人来说，“火箭”可能不再象征着人人可及的机会，而更像一个已然升空、却并未为他们预留位置的系统。施密特后来也承认，这一代人的恐惧是“理性的”——未来仿佛已被预设，机器正在接管，工作正在消失。然而，承认恐惧的合理性，与真正回应这种恐惧，中间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43% 的年轻人觉得现在不是找工作的好时机

年轻人的焦虑有实实在在的数据支撑。盖洛普近期的调查显示，在2025年15至34岁的美国年轻人中，只有43%认为当地是找工作的好时机，而这一比例在2024年还高达75%。AI恰好成为了诸多焦虑的集中间出口：企业用它筛选简历、缩减初级岗位招聘、让现有员工借助工具完成过去需要多人协作的工作。无论是软件工程、设计、文案，还是咨询、客服、数据分析，这些原本供年轻人积累经验和站稳脚跟的入门级职位，都在被技术重新定义和定价。

所以，当台上高呼“AI是下一次工业革命”时，台下听到的潜台词可能是：“你们需要负责适应一个更严酷的就业市场，并且最好对此表现出足够的热情。”

科技评论者布莱恩·默钱特的说法更为尖锐：对许多学生而言，AI已然成了“超规模资本主义展现出的新残酷面孔”。

黄仁勋没被嘘，区别在哪

并非所有提及AI的演讲都会遭遇抵触。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演讲时，同样谈到AI“重新发明了计算”，现场却并未出现明显的反弹。这揭示出问题的关键或许不在于“能不能提AI”，而在于“怎么提”以及“谁在对谁提”。面对计算机和工程背景深厚的学生，探讨AI更像是在讨论他们即将亲手参与塑造的工具革命；而面对背景多元的普通毕业生，如果仅仅将AI包装成一种不可逆的、且必然美好的技术进步，却避而不谈其对就业结构、权力分配和社会保障的具体影响，就很容易被听成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说教。

正如一位中佛罗里达大学的毕业生对《纽约时报》描述的，现场的嘘声并非由个别人挑起，而是一种自发的集体反应：“这太糟了。”

反感的不是技术，是“你最好表现得兴奋一点”

这一代年轻人每天都在使用AI驱动的工具，从智能搜索到短视频推荐。他们反感的，很可能是一种单一的未来叙事语言——这种语言只从企业效率、成本优化和技术突破的角度描绘蓝图：公司会运转得更快，成本会压得更低，模型会变得更强大。然而，“我的第一份工作在哪里？”“谁该为被碘伏的职业道路负责？”这些切实的困惑，却常常被留在了台下，无人解答。

这给所有希望在公共场合谈论AI的企业家和科技领袖提了个醒。如果还想获得听众的认同，或许需要把话讲得更完整一些。不能只强调AI将改变世界，还需要说明年轻人将如何获得必要的训练和机会；不能只畅谈智能体将提升效率，还需要直面初级岗位是否会被替代的问题；不能只断言未来不可阻挡，还需要探讨谁有权参与塑造这个未来。

否则，下一次毕业典礼上，当AI话题被提起时，台下率先响起的，可能依然会是嘘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