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关于这篇作文，AI给了我三个思路，它分了三个论点，每个论点都配了现成的论据，我看着觉得都对，但又觉得都差点意思，不知道该选哪个，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想。”去年12月，浙江杭州。在布置完一次课后作文后，一位学生找到了高二语文老师林周周，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作为一名90后教师，林周周一直对科技、新潮的事情持开放态度，当学生告诉她课后作业可以借助AI辅助答题时，林周周会认为这是一种更高效的方式。

“AI解题能让学生在繁重的课余时间变得高效，至少之前我是这样认为的。”林周周告诉《锋面》记者，“但当看到学生因为使用AI丧失自己的思考时，我开始觉得不对劲了。”

她把学生的问题发到社交媒体账号，得到了不少家长和教师同行的回复，很多人表示，孩子正在越来越高频地使用AI工具学习，甚至一些老师也会用AI写教案、写学生评语。也有人表达了和林周周一样的担心：我们的下一代，是否会在AI的过度使用中形成机械化的思维，甚至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

“当AI把完整的思维路径呈现在学生面前时，他们会形成‘思维的惰性’，这比写不出一篇好作文更让我担忧。”林周周说，“如果说AI成为思维的拐杖，我们该如何教会学生自己走路？”

AI究竟是否会影响我们的思维？我们又应该如何面对AI技术带来的现实和潜在的风险？

“AI还在变化中”

带着林周周的问题，《锋面》记者采访了曾在某头部互联网企业任职、现独立开发的AI工程师路磊。在他看来，现在谈AI对人类思维的影响“为时尚早”，因为“AI自己的形态都还没有定型。”

从开发者的角度来看，目前的主流生成式AI都是基于语言大模型架构，但其核心原理2017年提出至今也不过十余年。“最关键的是，AI的技术路线仍然在快速迭代——从GPT-3到GPT-4，从单模态到多模态，从参数堆砌到效率优化，AI的能力边界和交互方式，还处在变化和探索的混沌期。”

他梳理了从2020年至今AI发生的变化：“2020年，AI还难以完成复杂的逻辑推理和跨领域的知识整合。仅仅3年之后，多模态模型出现，AI已经能够理解图像、音频、文本的关联。这种技术形态的不稳定性意味着，目前我们接触到的AI还只是‘阶段性产物’，它对我们思维的影响，极有可能随着技术的升级而发生本质的变化。”

根据路磊的观察，主流大模型的核心架构可能每1—2年就会迎来一次重大调整。在《自然》《科学》期刊近年来发表的相关论文中，大多聚焦于技术原理的创新，而不是应用影响的研究方向。

“你看，在学生那里，AI是辅助人类高效完成任务的工具，可以用来撰写文案、整理数据；但是在科研人员那里，AI可能被用来生成科研思路、构思创意；在艺术家那里，AI可能用来提供灵感、搭配颜色……”路磊说，“AI的定位是‘工具’还是‘伙伴’？不同人群对AI的使用方式和依赖程度差异都很大，在不同的场景下，对人思维的影响也完全不一样。”

因此，路磊认为，没有统一的范式，无法得出“AI对人类的思维有影响”的普适性结论。“因为AI自己都仍处在急速变化之中。”路磊说。

“思维的适应性和弹性”

“心有家”心理咨询室的咨询师陈璐，近2年来也不断收到关于AI是否影响人们思考和情绪的疑问。

她整理出最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依赖AI久了，发现自己很难梳理思路了，这是思维退化吗？”“孩子觉得AI比家长、老师更懂他，遇到问题更愿意问AI，不愿意跟我们沟通，该怎么办？”“AI制造的信息真假难辨，会不会形成‘信息茧房’，让我们的认知变得片面？”……

但是，在她的观察里，目前“其实还不能断定AI会对人的思考方式产生影响”。

“我们的思维的变化是技术、教育、文化、社会结构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AI只是其中一个变量，很难单独剥离出它对思维的影响。”陈璐表示。

近年来，“年轻人专注力下降”“学生依赖AI做作业”“AI让人们放弃思考”等声音越来越多，但在陈璐看来，根本原因并不在AI：“比如年轻人的专注力下降，有人归因于AI算法的碎片化信息推送，但是实际上，智能手机、短视频、快节奏的生活方式，早就已经对我们的专注力产生了影响，AI只是叠加在既有因素上的一个变量。”

陈璐还提到“代偿性思维调整”的概念——当某类思维能力因为工具使用而减少的时候，另一类能力可能会得到强化。

“我们的历史上有许多次技术革命。比如，计算器的普及让我们的手动计算能力下降，但是却提升了人类的计算策略规划能力和数据解读的能力。现在，我们正处于AI和人类的‘磨合期’，大多数人还在学习如何高效地使用AI，还没有出现‘代偿性思维调整’。”

因此，“在此时断言AI导致人类思维能力退化”，就像在计算器发明的初期断言“人类会失去计算能力”一样，陈璐认为，“这其实忽视了人类思维的适应性和弹性。”

在历史上，印刷术、互联网普及的初期，都曾经引发“人类思维能力下降”的担忧。但是从长期来看，这些技术最终都拓展了人类思维的广度和深度。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AI是否会重复这一轨迹，陈璐认为“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撑”。

在思维模式层面，开发者路磊也提到，人类目前和AI交互更多的是“单向指令”(比如让AI写一段话，解一道题)，而并不是“双向协作”。“随着AI能力提升和人类使用经验的积累，‘人机协作’的深度会不断增加，还可能催生出全新的思维模式。但这种模式目前没有出现。”

“样本严重不足”

从事大脑认知功能研究的神经内科医生李砚霖(化名)从医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

“思维的本质是大脑神经环路的动态活动。但是当下我们对‘AI与大脑交互的神经机制’的认知还处在萌芽阶段，不论是短期影响的神经表征还是长期作用的神经可塑性变化，都缺乏系统性的证据。”李砚霖告诉记者。

他说，思维的神经基础其实非常复杂。人类的思维并非由单一脑区主导，而是多个脑区神经突触形成的复杂网络协同作用的结果。当前AI与人类的教育，本质上是“信息输入—反馈”的外部信号传递，“目前学界尚未明确这种信号会如何改变环路的活动模式。”因此，现阶段也无法断定AI对思维的影响。

他特别强调，大脑的神经可塑性也拥有个体差异。会根据大脑适应外界环境的核心能力、不同年龄、认知水平、脑功能基础等变化，可塑性存在明显的差异。

“比如，青少年的大脑突触并没有完全稳定，对外部工具适应速度更快，但是‘促进思维发展’还是‘导致思维依赖’，需要长期追踪。老年人大脑神经环路相对固定，使用AI可能是‘弥补认知衰退’，其作用与影响又和青少年不同。”李砚霖说。

差异不仅存在于个体之间，同样存在地域和人群中。目前，AI技术的主要使用者集中在发达国家、高学历人群和城市青年中，而很多地区的AI使用率甚至为零。

李砚霖认为，基于少数群体的使用体验，得出“AI对人思维有影响”的结论，样本严重不足，“根本无法反映不同人群的真实情况”。

而AI爆发至今也不过短短几年，目前只有短期观测数据，而缺乏长达5—10年的研究。像林周周这样的担忧，在采访中的多位受访人均表示“为时尚早”。

不过，相关部门并非没有注意到AI对教育模式的变化。教育部此前出台《中小学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指南(2025年版)》，从各学段使用规范、教学应用场景等方面都做了详细指导。

“我们需要的就是审时度势，随AI的进化思考相应的模式。AI作为一种仍在快速进化的技术，对人类思维的最终影响，需要等待技术形态稳定、社会适应完成、长期数据积累之后，才能得到客观、全面的结论。”路磊说，“我认为无需恐慌，AI的终极目标，是成为人类的工具服务人类，而不是改写人类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