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5年即将过去，短短一年间，我们见证了太多的变化。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人工智能的发展加速模糊了现实与虚拟的边界，不断涌现出的媒介形式争先恐后地抢夺着我们的注意力，无处不在的社交媒体已经开始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数码时代改变了我们的语言，甚至能操控情感……澎湃新闻·思想市场对本栏目在过去一年间刊发的稿件进行了回顾，尝试将反复出现的现象串连起来，从中梳理出了2025年的八个年度话题。在这次并不完备的翻检当中，我们希望短暂地跳出技术设定的视角，去反思我们与真实的世界的互动：去观察人们与动物、植物与食物的关系，去理解气候如何搅动社会，去感受世界主义的退潮，去体会爱、死亡与生命的可能性。当世界的声音越来越嘈杂，我们越要去倾听潜流正在向何方涌动。
随着数字技术不断渗入现实世界的肌理，互联网世界中的语言和情感都在发生变化。在“‘典孝急乐批麻蚌赢’：互联网‘八字真言’与当代赛博赢学”一文中，孔德罡指出，“赢”已经成为当代互联网原住民的第一需要。无论在网络辩论中使用“八字真言”中的哪一个字，都是为了把对方的正常交流行为解构为毫无意义的“小题大做”“煞有介事”的作用。讽刺的是，惯用这些互联网黑话的人群往往根本没有自己的观点乃至价值观，而是因为觉得在情感上被辜负、被忽略，所以将“赢学”作为了最好的情绪解药，实则是将鲁迅笔下阿Q的“精神胜利法”推演到极致。文章还提到，很多人觉得用一个字回复的“赛博赢学”充满戾气和恶意，有悖于互联网分享精神，然而在赛博世界的秩序里，“礼貌”不仅不重要，甚至是有害的：美国科技公司OpenAI首席执行官萨姆·奥特曼今年曾在社交平台透露，用户在与ChatGPT互动时使用“请”“谢谢”等礼貌用语，浪费了大量的算力、电力和水资源。然而，大家都“赢了”，世界就会变好吗？孔德罡在文末叩问：“当如今的互联网生态，大众流行艺术，直到国际政治，都被满足精神和情绪需要的‘赢学’所笼罩时，我们真的不需要重新质疑其赛博时代对真实的侵袭，其借助我们的感性世界所实现的对现实生活的扭曲与重塑吗？”
和“赢学”类似，近年来“发疯文学”在网络上的流行也反映出了数字文化对语言表达的影响。在“数字时代的疯癫书写：‘发疯文学’的疾病隐喻与美学疗愈”一文中，陆益嘉将“发疯文学”定义为“数字原住民通过符号狂欢解构理性秩序的话语实践”。当社交平台通过用户行为数据预测偏好、创作者们被迫打上热门标签以迎合平台推送机制的算法霸权下，“发疯文学”这一网络亚文化的参与者们通过谐音替换、符号拆解等修辞手段，续写了文学史中的疯癫叙事，在平台算法的规训体系中开辟出特殊的表意空间。由此，数字规训与文字游戏的博弈构成了网络时代特有的符号政治学。“发疯文学”的创作者们通过在虚拟空间中的疯癫表演构建情感同盟，将疯癫转化为一种表达自我、释放压力的方式，从而实现自我疗愈，但最终仍然难以逃脱资本的捕捉，被转化为可量产的“治愈系发疯周边。”文章最后指出，尽管资本收编无处不在，但互联网用户的战术性抵抗仍在持续：当“发疯文学”被商品化后，新的符号变体会再次涌现，形成动态博弈。
在生成式AI快速发展的今天，互联网上的人类语言面临着被AI取代的风险。“澎湃思想周报”编译整理的“抄袭与创作的区别正在消失”介绍了美国作家、记者奥利佛·巴特曼（Oliver Bateman）在其Substack博客发表的文章“抄袭与出卖”（ The Work of Plagiarism and the Work of Selling Out）。文章指出，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使用人工智能写作，学生、律师、数据科学家、医生……他们都在把提示输入“自动抄袭机器”然后将输出当成自己的。他进一步指出，很快大多数在线内容将由人工智能生成，到2027年，在网上寻找“原创”的人类思想就将像在沙滩上寻找一粒特定的沙子一样困难。而当抄袭机器吞噬了所有的原创内容，主要依靠彼此的输出进行训练时，就会发生研究人员所说的“模型崩溃”，生成越来越千篇一律、平淡无味的无意义内容。
从去年到今年，从《八方来财》到《大展宏图》，揽佬的“魔性神曲”席卷互联网，尤其受到很多年轻人的追捧。在“在南边‘大展鸿图’：今天的年轻人为什么开始重新怀念广东感”一文中，方凯成认为这股热潮似乎并非偶然，而是2020年左右开始兴起的“广东文艺复兴”的最新一棒。从政治经济的大背景看，这场复兴无疑和2019年公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有关，但作为一种社会情绪的“广东感”在年轻人中流行，可能蕴含着更大的精神寄托。文章通过对1990年代以及当下“广东歌”的歌词分析指出，这场对上世纪80、90 年代经济上行期的广东的集体怀旧，很可能是在“内卷”和“躺平”之外寻找精神寄托的又一次努力。“广东感”不是低欲望的生活，而是一种充满生命力的生活方式，象征着一种对变动和不确定的拥抱。
“邪修”是今年夏天最重要的互联网流行现象之一。在“‘邪修’走红：短平快的实用主义，‘向内转’的苦中作乐”一文中，曾于里指出，“邪修”得以走红一方面得益于命名的艺术，通过在词汇层面对正统规则的轻微戏谑赋予了“实用生活小技巧”以古灵精怪的幽默感，但与此同时，它也击中了这个时代的某些症候。身处不确定性的时代，面对外部环境的波动与不可预测性，个体极易陷入一种心理上的悬浮状态，渴望寻得某种稳定与秩序，这时人们就会不约而同地“向内转”，转向“日常生活系统”。“邪修”及其所属的居家文化虽然能够为人们提供慰藉，但这种信息获取方式不仅存在导致知识和技能碎片化的隐忧，更重要的是，一个原子化的、“向内转”的个体，也会逐渐失去与更广阔天地连接的勇气与想象力，“向外转”的批判与参与动力便趋于减弱，最后变得对公共议题冷漠，因此我们仍然需要追问，“正统”为何变得越来越不可企及了？
年底刷屏的网络热梗“爱你老己”同样是“向内转”的延续。曾于里写到，“爱你老己”将庞大而复杂的“如何爱自己”的命题，解构成一个极简的操作模型：创造一个亲切的客体（老己），然后像对待最好的朋友一样，去关注并满足其当下、具体、微小的需求。在原子化生存的孤独里、在优绩主义驱动的无尽竞赛中、在面对宏观结构性压力的无力感下，这种即时而微小的自我关照，构成了一种适配当下困境的生存技能。但这是一种深层次的“适应”而非“解放”，真正理想的状态或许是：年轻人“爱你老己”的同时，也能清晰地感知到来自制度、社群与文化的“被爱”与“被托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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