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23日，美国费城，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备受瞩目的菲尔兹奖正式揭晓。四位获奖者中，出现了两位中国籍数学家的名字——邓煜和王虹。这是该奖项历史上首次同时授予两位中国学者。一同获奖的还有美国数学家约翰·帕登与加拿大数学家雅各布·齐默曼。

据新华社报道，邓煜因在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贡献获奖，王虹则凭借在调和分析与几何测度论方面的突破性工作摘得桂冠。

颁奖当天，哈佛大学数学系CMSA研究中心的博士后研究员杨博闻也在现场。他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分享了见证这一历史时刻的亲身感受。

第一财经：当主持人宣布王虹和邓煜的名字时，会场气氛如何？作为华人学者亲历这一时刻，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

杨博闻：早上从酒店出发，先参加了美国数学学会组织的早餐社交活动，参与者都是刚获得经费的年轻学者。餐桌上遇到了两位留美中国学者，之后我们结伴前往宾夕法尼亚会展中心。大约9点，会展中心周围已经排起长队，半小时后才通过安检进入会场——可见大家对颁奖仪式有多期待。

走进主厅时颁奖刚好开始。邓煜、帕登、齐默曼、王虹，先后上台领奖。现场气氛非常热烈，之前的名单泄露并没有影响大家的热情。我和刚认识的那两位同行，都使劲鼓掌，为四位获奖者喝彩。

激动是肯定的。虽然一直觉得中国人获得菲尔兹奖只是时间问题，但真到了这一刻，作为亲历者，还是百感交集。这只是一个开始，相信未来会有更多来自中国的学者在数学领域做出有价值的贡献。

顺便提一句，另一位获奖者帕登会讲汉语，是中国文化的忠实粉丝。据说他的中文水平可能比很多中国人都好——当然这话有玩笑的成分，但他在预先录制的获奖视频里，确实提到了自己对汉语的热爱。

第一财经：王虹证明了困扰学界百年的三维挂谷猜想，邓煜则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关键突破。从你的研究视角看，这两项工作的难度系数和影响力，在菲尔兹奖历史上处于什么位置？

杨博闻：我的研究方向是数学物理，邓煜获奖的工作也源自物理，但我使用的工具是代数和拓扑。这两位得主都是分析方向，我完全是外行。相比之下，另外两位非华人获奖者的研究方向反而跟我更接近。

四位获奖者的工作都是顶级的。邓煜和王虹解决的都是数学界公认的难题，技术难度之高，有目共睹。至于在菲尔兹奖历史上的地位，这个问题恐怕没有标准答案。每个数学研究者的工作都是站在前人肩膀上，一项成果的历史价值，要看多年之后它对后世的影响。历史上不少菲尔兹奖得主的工作，都是“越老越有价值”——因为不断有后人站在这块基石上，做出新的发现。

第一财经：王虹和邓煜同年获奖，而且都是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2007级的同班同学。这是巧合吗？中国顶尖数学本科教育，在培养国际一流数学家的过程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杨博闻：菲尔兹奖有年龄限制，获奖者的年龄本来就很接近，出现在同一年级，应该算是巧合吧。

本科教育对一个人的影响当然很大。不过数学研究是一场长跑，优秀的数学家一定是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也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奇遇——这跟修仙小说有点像。本科只是一个早期阶段，真正的挑战还在后面。

第一财经：丘成桐先生评价说，这是“几十年来的期盼”，同时他也期待“在中国本土培养的学者最终做出最顶尖成果”。你怎么看当前华人数学家在国际前沿的群体性崛起？

杨博闻：这次菲尔兹奖很有象征意义，但华人数学家在国际前沿的群体性崛起，其实很多年前就开始了。2018年我本科毕业时，曾经系统地搜寻过合适的导师人选。那时候已经看到许多让我心动的目标，他们在自己的研究道路上取得了令人激动的成果。最近五年，又有不少正值壮年的优秀华人学者选择回国任教，他们带了很多博士生。我觉得很快，其中的佼佼者就会让世界看到。

第一财经：王虹说自己“并没有一个特殊的灵感时刻”，邓煜则强调“持之以恒的兴趣”。作为同样从中国走向世界的青年数学家，你对正在学习数学的年轻学子有什么建议？当下年轻研究者最需要培养的品质是什么？

杨博闻：我觉得要多一点“放纵”，少一点“负罪感”。放任自己去做当下最舒服、或者最不讨厌的事。年轻的时候，做到这一点很简单，但随着年龄增长，“放纵”反而越来越难——我们习惯了背负“负罪感”。博士毕业前两年，我曾经患得患失，总怕“错过什么”，怕收入低连累了家人，怕一直搬家让朋友和自己分离。这导致博士最后一年完全无心工作，那大概是我记事以来最焦虑的一年。

进入博后阶段之前，我认真问过自己：如果后面一事无成，能不能接受？最后的答案是，我根本不该问这个问题。生命的每一刻属于那一刻的自己，选择做自己当下最舒服的事，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包括不同时空下的自己。就算20年以后的自己，对现在这个自己很不满，那又怎样？现在的自己，不需要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