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高考季一过，关于状元们的传奇故事总会迅速流传。实际上，“状元”这个称谓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唐代。按照唐代制度，各地举人进京参加礼部考试，必须先递交一份“状”（即个人简历），排名第一的称为“状头”，后来演变为“状元”——“元”即第一之意。由于殿试一甲第一名也被称作“殿元”，中状元又被称为“大魁天下”，是科举制度中的最高荣誉，无可匹敌。不过，在唐代，“状元”一词的使用并不十分严格，有时新进士或宋代廷试列一甲者也会被称作状元。

科举考试层层选拔，状元无疑是金字塔顶端的佼佼者。历史上有一个著名说法叫“三元及第”，指在解试（后称乡试）、省试（后称会试）、殿试（后称廷试）三场考试中均取得第一名——分别称为解元、会元、状元，合称“三元”。这种连中三元的能力被视为百年难遇的考试天才，堪称状元中的状元。据清代赵翼《陔余丛考》考证，自科举开考以来，能够连中三元的人总共不过十几位。

金榜题名时

状元如此难考，一旦金榜题名，荣耀空前。宋代建立后，宋太祖将武则天时期偶尔举办的殿试固定为制度，考生直接面对皇帝，考中者皆称“天子门生”。皇帝还会赐宴，名为“闻喜宴”——因地点固定在琼林苑，俗称“琼林宴”。为了彰显对状元的重视，皇帝还时常赐诗，这是唐代所没有的待遇。唐代进士及第后流行雁塔题名，宋代仿效，让新进士在汴京桂籍堂留名。此外，宋代增加了传胪仪式：殿试揭晓当天，皇帝亲自到殿宣布，由阁门逐级传下，殿前卫士齐声高呼名字，场面极为震撼。这一流程一直延续到明清。状元进士们面对这般恩宠，心中喜悦之情，大概与唐代诗人孟郊在《登科》中所写如出一辙：“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

荣耀背后，却是“三更灯火五更鸡”的苦读和“十年寒窗无人问”的漫长等待。其实十年只是虚数，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十年远远不够。《三字经》中“若梁灏，八十二，对大廷，魁多士”的典故，说的就是梁灏从后晋天福三年（938年）开始应试，到北宋雍熙二年（984年）才终于中状元，前后历经46年。科举史上还有不少百岁考生，比如清康熙乾隆年间的黄章，即便活到一百多岁，也未能得到魁星眷顾而中状元。

平心而论，状元无疑才学出众，理论上也是考生中最优秀者。但要真正摘取这项桂冠，机遇与运气同样起着重要作用。举一个例子：据《清朝野史大观》记载，乾隆皇帝有一次阅卷，头两名均为江浙人，第三名是陕西人。江浙一带状元辈出，而陕西在本朝尚未出过状元。于是乾隆大笔一挥，将第三名王杰提升为状元，而文章写得最好的赵翼（即前文引用《陔余丛考》者）只得屈居其后。

洞房花烛夜

谈到状元文化，必然涉及状元与婚姻的关系。中国传统戏曲和小说中，常有状元被皇帝或皇后看中、招为驸马的故事。全国数千种戏曲中，几乎都演过状元的折子戏，情节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是穷书生与富家千金相爱，却遭遇嫌贫爱富的家长百般阻挠。书生在姑娘暗中资助下发奋苦读，几年后皇天不负，高中状元。家长立刻翻脸比翻书还快，不仅亲自把女儿送上门，还陪上金山银山，甚至将全部家产赠予乘龙快婿。另一种是浪荡公子败光家产、受尽白眼后浪子回头，苦读中举并当了驸马，衣锦还乡，报恩复仇。这类剧目极受欢迎，最典型的莫过于黄梅戏《谁料皇榜中状元》，传唱大江南北。在普通人看来，状元是顶尖人物，理当匹配顶尖婚姻，状元配公主，才是珠联璧合。

然而，真实历史中，状元当驸马的例子虽然存在，却寥寥无几。据学者考证，从唐代到清代，有确切记载的状元驸马只有唐代的郑颢一人。原因很简单：大多数中状元者往往苦读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及第时已是大龄青年甚至中老年。而古代女子婚嫁年龄多在16至20岁之间，皇帝和皇后怎舍得将如花似玉的金枝玉叶嫁给半老头子？当然，学者们也无需逐一戳穿文艺作品中那些状元驸马的故事——这些内容，归根结底反映了老百姓的美好愿望。

大小登科

在民间，人们常将婚姻与科举联系起来：结婚称为“小登科”，状元及第称为“大登科”。那首著名的《四喜诗》将缔结良缘与科场得意并列为人生的情感巅峰：“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中国人喜欢“喜”，更钟爱“双喜”，作为一种美好愿望，本无可非议。但从社会学视角来看，“状元文化”实质上折射出封建社会的人生价值观——“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以及伦理价值观——“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因为在封建时代，非官贵之家的人要想飞黄腾达、光宗耀祖，科举几乎是唯一的出路。难怪有人一生耗在考场上，年过花甲甚至百八十岁仍在坚持。功名利禄之心，驱使人们“十年寒窗”“头悬梁、锥刺骨”，千军万马涌向科举这座独木桥。这场大戏让一部分人美梦成真，却也害苦了更多读书人——他们的时间、精力和智慧，大半辈子甚至一生，都空耗在四书五经那堆故纸堆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