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阅读一本书,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其书名——这扇直通作者灵魂的窗户。颇为有趣的是,先秦时期的书籍并非今日这般模样。彼时,诸子百家著书立说,通常仅为自己作品拟定篇名,至于整部著作的称谓,反而并不十分在意。因此,书籍多以单篇形式流传。《史记》在提及管子、庄子、屈原等大家的著作时,也仅列举篇名,例如写到韩非子时所言:“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餘万言”。可见,并未提及“《韩非子》”这一整体书名。事实上,先秦诸子的著作,多为其后学或追随者整理编纂而成,出于尊崇,自然冠以“某某子”之称,于是便有了《老子》《庄子》这类古籍书名。

直至战国末期,人们才逐渐认识到书名的重要性。目前可考最早为自己著作拟定完整书名的,当属秦朝丞相吕不韦。他组织门客编纂了那部著名的《吕氏春秋》,可谓开创了先河。待到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奉命校理国家藏书,方进行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图书编目工作。书名自此受到系统性关注,然而,仍有不少古籍缺乏正式名称。例如,司马迁那部煌煌巨著完成之后,并未赋予其名。东方朔称之为《太史公》,同时代也有人唤作《太史公记》或《太史公书》。究其根源,“太史公”乃司马迁所任官职,以官职称呼作品,岂能算作正式书名?直至魏晋以后,因书中多次出现“史记”一词,大家才约定俗成,将其定名为《史记》,这便是《史记》书名演变的由来。
汉魏以降,私人著述蔚然成风,学者们著书立说,几乎都会亲自为作品命名。这些古籍书名,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与作者相关,另一类与内容相关。
与作者相关的古代书名
此类书名在古书中运用颇广,旨在彰显作者与作品之间的关联:其一,直接以作者的名、字、号来命名。例如,唐代杜审言与李商隐的诗文集,便直接称作《杜审言集》《李商隐集》。“渔洋山人”是清代王士祯的号,其诗话作品遂名为《渔洋诗话》。古人以号命名,别具一格。
其二,以作者曾任官职或封号、谥号来命名。东汉蔡邕曾任中郎将,其文集故名《蔡中郎集》;魏国嵇康担任过中散大夫,其诗文集便称《嵇中散集》;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的封号为“鲁公”,文集亦随之名为《颜鲁公集》。这种书籍命名方式,主要为了彰显作者身份地位,在古代书籍中占据相当比例。
其三,以作者的籍贯、生活地或读书、著书场所来命名。例如,唐代韩愈祖籍昌黎(今辽宁义县),其书名便为《韩昌黎集》;宋代陆游在川蜀为官十年,深爱那片土地,遂将自己的诗集命名为《剑南诗稿》;清代蒲松龄在路旁搭建茅亭,取名“聊斋”,过路人只要讲述奇闻轶事、传说故事,即可免费喝茶。他将这些听闻的奇谈怪论整理成文,便是那部著名的《聊斋志异》。从书名可见其生活痕迹。
其四,以与作者相关的时代时间来命名。唐代白居易与元稹的诗集,均在唐穆宗长庆年间结集刊行,故分别名为《白氏长庆集》与《元氏长庆集》。宋仁宗嘉祐年间,欧阳修极力推崇苏洵诗文,使其名扬天下。苏洵为纪念这段被文坛领袖赏识的经历,便将自己的诗文集命名为《嘉祐集》。书名承载了重要的时间节点。
其五,以书名寄托作者心志志向。南宋文天祥从元营逃脱,南归途中创作了一批诗歌,他将这些诗作结集为《指南录》,寓意自己的爱国之心永远如指南针般,坚定不移地指向南宋朝廷。明代熊人霖在浙江义乌受灾后前往主政,披星戴月为民操劳,他将这一时期的文字汇编成《星言草》,拳拳爱民之心跃然纸上。
根据作品内容命名的古籍
这类书名开门见山,读者一望便知书中内容,极为便利:其一,以全书核心旨意来命名。《论语》中有“子不语怪、力、乱、神”之语。古代读过《论语》者甚众,一看到“子不语”三字,心中便明了其后省略的是“怪力乱神”。清代大才子袁枚,便将他那部讲述神鬼怪异之事的著作取名为《子不语》,堪称妙绝。《文心雕龙》作者刘勰在书中自述,“文心”指“为文之用心”,“雕龙”指“雕缛成体”,仅用八字便将全书核心宗旨阐释得清晰透彻。
其二,以书中主要人物名字来命名。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明代小说《金瓶梅》。此书名取自潘金莲的“金”、李瓶儿的“瓶”、庞春梅的“梅”,各取一字组合而成。明末清初,涌现出大量才子佳人小说,许多作品的书名都模仿了《金瓶梅》的命名模式,如《玉娇梨》《平山冷燕》《金云翘传》等。
其三,以书中事件发生的时间或地点来命名。例如《西厢记》,讲述张生与崔莺莺在普救寺西厢房发生的爱情故事,地名便成了书名;而《宋史》《明史》这类史书,则是以所记录历史事件的朝代来命名。
此外,文化发展亦对书籍命名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一,按文学体裁来命名。赋是汉代最具代表性、最能彰显时代精神的文体,如贾谊的《吊屈原赋》、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张衡的《归田赋》等,均以体裁命名。
其二,按诗文或学术流派来命名。唐代诗人韩偓的作品集名为《香奁集》,因其乃辞多绮罗脂粉之语的“香奁体”诗派代表人物。北宋诗人杨亿、刘筠等人的诗作喜堆砌词藻、讲究典故,他们是“西昆体”诗派的代表,故其唱和集命名为《西昆酬唱集》。南宋刻书家陈起刊刻南宋“江湖诗派”诗人的作品集,自然也取名为《江湖集》。
其三,用典故来命名。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中有“学如牛毛,成如麟角”之句。唐代王棨借用此典,将自己的集子取名《麟角集》。《庄子·秋水》云:“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太仓乎”,宋代周紫芝便引用此典,为自己的作品集取名《太仓稊米集》。
我国许多古籍的书名立意巧妙至极,细细品味,令人回味无穷。从传世古籍的书名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窥见古人精神发展的轨迹,触摸到那跳动不息的古代文化脉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