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这场听证会上，有很多可以聊的东西，并非一场温吞水的会议
坦率说，许多参议员的问题虽然尖锐直接，直指联储的独立性，但或许几年后再看，那未必是最关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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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文·沃什看到了联储当前的困境和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他或许真的相信AI是结构性的解决思路，也可能只是尚未找到更好的说法。这其实无所谓。在这个理解框架下，再去尝试解读他的诸多主张和做法，或许会有新的感受。
一个直接的观感是，他可能还没有一个完美的答案。但这并不值得苛责，结构性问题的答案，往往需要以年为单位去寻找。
当然，鲍威尔的任期或许还会延长，我们尚不知晓凯文何时能成为下一任联储主席。
周期与结构：联储主席的两种视角
回到最基本的逻辑，经济问题总有自己的周期性和结构性区分。对于一位联储主席而言，在一个经济周期里，若更看重失业率，其立场便偏向鸽派；若更关注通胀，则更像鹰派。
从这个角度看，凯文·沃什无疑带有鹰派色彩，因为他明确表达了对价格的关注。联储工具箱里的工具很多，沃什并不反对降息，但他更看重资产负债表的缩减。这更多是方法路径上的差异。不过话说回来，方法之争在当下或许并非核心，因为联储目前面对的，本质上是结构性问题。
什么是联储的结构性问题？
这个问题有多种解释路径，整治、地缘、经济层面都可以展开。但一个相对简单易懂的说法是：
自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兴起、或者说苏联影响力衰退之后，全球化进入新一轮扩张。这个过程里，以中国为首的众多新兴市场国家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大幅提高了供给，压低了价格。这意味着，从1980年代初直到2019年，全球都处在鲍威尔口中的“大缓和”时期。这段时间里，通胀趋势是持续走低的。
颇具意味的是，在这种大环境下，偶尔出现的经济复苏（例如2016-2017年），甚至会让人产生一种奇妙的幻觉，认为经济本就该如此美好：低通胀、低失业率。学界甚至开始讨论菲利普斯曲线是否已然失效，以及失效的原因。如今事后回看，2016-2017年的那种“习以为常”甚至略带“狂妄”的讨论氛围，显得尤为珍贵。或许有一天，我们还能有幸参与下一轮类似的讨论。
在这长达四十年的背景下，无论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还是金融自由化，都是同一时代趋势的不同表现形式。联储的决策框架也不可避免地随之演变。或者说得更直白些，2016年或许是许多行业“百年未有之变局”的开端，对联储而言，同样如此。
联储的改变有很多，但在凯文·沃什眼中最直白的一个，莫过于资产负债表的膨胀。这很容易理解：在一个长期低通胀、通胀甚至难以达到2%目标的环境下，2008年金融危机后启用的QE工具逐渐让人“上瘾”，资产负债表随之迅猛扩张。
如今，世界进入了供给不那么充足、供应链时常被打断的年代，但联储资产负债表扩张的惯性却未停止。这种惯性并非因为当下通胀太低，而是因为从联储到财政部，从政府到金融机构，都已对这种扩张产生了依赖。
公平地说，庞大的联储资产负债表是否是今日通胀问题的根源，确实存在讨论空间，也有分歧。支持者会指出财政政策是通胀的助燃剂，反对者则认为供给侧扰动与联储乃至财政都关系不大。但退一万步讲，即便存在争议，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联储在2018-2024年间的许多做法，与2018年之前相比并无本质区别，但世界已经彻底改变了。
沃什的蓝图：结构性改革与周期应对
凯文·沃什的改革方向是否正确可以讨论；即便方向正确，能否实施是另一个问题；实施后是否会产生扰动，又是一个问题。但他愿意提出结构性的解决方案，这一点值得鼓励。他显然想给这个机构带来改变，也怀有相当的野心。
简而言之，凯文的政策主张可以拆解为两个层面：
- 结构性方面：他认为过去四十年为市场带来低通胀的诸多因素已经消失，未来通胀的走低需要依靠AI带来的技术进步驱动。因此，联储必须做出相应改变，例如无需维持庞大的资产负债表、加强监管针对性，以及通过降低利率来促进科技进步。这是他尤为看重的部分。
- 周期性方面：他关注通胀，但认为科技是降低通胀的根本方法。因此，降低利率、缩减资产负债表规模、放松不必要的金融监管，便成了合乎逻辑的周期性应对思路。
不同人有不同看法实属正常。例如，对于科技能否有效降低通胀，市场信心并非十足；对于缩减资产负债表或财政整顿的可执行性，也存在普遍担忧。我们并非科技或利率市场的专家，不妨多观察几日，听听领域内专家的分析。
但有一点感受颇为明显：凯文·沃什想干一票大的。他意图在这个机构推动结构性改革，以应对联储乃至整个经济眼前的结构性风险。
“蛇足”之论：改革者的底色与时代的必然
行文至此，核心观点已阐述完毕。但或许可以加上一点“蛇足”之论。此前不论在公众号还是播客中都曾提及，如果仔细审视凯文·沃什的背景，你会强烈感觉到他绝对有意愿、也有动力去推行一些结构性改革。
他身上有两个鲜明标签：保守主义者，以及证明自己的渴望。甚至有观点认为他类似“机会主义者”。这种看法有其合理之处，因为一个渴望证明自己的保守主义者，其行为模式确实容易与机会主义产生交集。
其保守主义体现在：他相信技术进步能降低通胀，放松监管可促进增长，而过多的政府干预意义有限。在经济模型层面，DSGE模型在应对当前世界波动时确实能力有限，前瞻指引在如今的高波动率环境中作用也大打折扣。从这些角度看，理解并认同沃什的部分做法是合理的。
在结构性层面，有一种感觉愈发清晰：正如前文所述，技术进步到底能否降低通胀，对于作为联储主席候选人的沃什而言，可能是一种论述策略，也可能是一种信仰。但如果你去问胡佛研究所的沃什，技术进步同样是美国保守主义者眼中捍卫美国优势的重中之重。在这点上，中美双方的认知差异其实不大。美国在二战中凭借划时代的武器加速战争结束的历史，对太平洋两岸而言，都是值得借鉴的案例。
因此，降低利率、提振科技，在凯文·沃什的论述中，既是他认为未来能结构性降低通胀的路径，实质上也是大国竞争的必经之路。这两者孰轻孰重，难以简单割裂。
而为了实现这一点，货币宽松可能带来的通胀效应，就需要通过其他方法来对冲——无论是资产负债表的收索，还是财政政策的稳健。
这里的一个核心分歧在于：科技进步究竟源于市场自发行为，还是政府投资主导？对于出身胡佛研究所、来自雅诗兰黛家族的沃什而言，这个选择不会有丝毫犹豫。
这个过程难免伴随改革引发的机会与动荡。这让人想起2025年夏天，杰米·戴蒙在加州的一次发言，他说“美国需要囤积的是子弹和坦克，而非比特币”。包括他最近所说的：如果对伊朗强硬导致金融市场动荡，那就随它去吧。美国当前的割裂与分化，确实让决策过程缓慢且充满迟疑。但一种感觉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感知到了世界的变化，并开始尝试做出结构性的改革。联储不会是第一个，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
在人类历史上，当文明面临挑战时，常常会从自身的历史与制度中寻找改革的灵感。
- 中国的王安石变法
- 日本的王政复古
- 华盛顿那些仿照罗马的建筑
本想以电竞为例，前两局随意试验，决胜局却老老实实回归最擅长的打法，但觉得不太吉利。改用足球的比喻：强队陷入低谷后的复苏，往往从自己底蕴最深、最熟悉的位置补强开始。巴塞罗那崇尚10号位的个人英雄主义，是小罗和梅西开启了复兴；皇马钟情边路快马，是C罗和贝尔铸就了王朝。
因此，在未来的中美竞争中，外交上或许会看到中国“朝贡体系”思维与美国“孤立主义”传统在新时代的演绎；内政上，中国的财税改革与美国的自由市场理念，也都会有新的表现形式。
这其实并非坏事。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文明竞争，强者与强者之间的博弈，对人类整体文明而言亦是好事。这种“拳拳到肉”的竞争，远比每天坐在家里期待对手自行崩溃，或陷入“比烂”的向下竞赛更有价值。无论最终结果如何，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对人类发展的贡献。
本文来源：培风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