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科学研究的魅力,在于它常常从最不起眼的问题出发,最终改写整个学科的认知版图。这句话,在上海张江的中国科学院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得到了最好的印证。
7月6日,“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这座实验室。一个下午,浓缩的是一场由顶尖科学家带来的“从0到1”基础研究课——密集、深邃,直击问题核心。

先从袁钧瑛院士的故事讲起。她在全球细胞生物学领域排名第七,研究始终围绕一个核心命题:细胞如何死亡,又为何死亡。年轻时,她曾与教科书上的“金科玉律”正面交锋——当时学界普遍认定,细胞坏死是不可调控的被动性死亡。可袁钧瑛不信。她在哈佛找不到研究细胞死亡的实验室,在麻省理工也找不到研究哺乳动物细胞凋亡的场所,索性自立门户,亲手搭建平台。最终,她成功揭示了Caspase介导的哺乳动物细胞凋亡机制,教科书就此改写。

2020年,已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的袁钧瑛全职回到故乡上海,出任交叉研究中心创始主任。目标明确——在中国打造一支专攻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创新兵团”。细胞死亡机制的失调,恰是这类疾病的深层肇因: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肌萎缩侧索硬化症(渐冻症),无一例外。
在她看来,基础科学与临床药物之间,横亘着一道“死亡之谷”——成千上万的生物靶点已被识别,但最终能成功上市的药物寥若晨星。而交叉研究中心要做的,就是架起一座跨越死亡之谷的桥梁。她聚焦的“RIPK1”分子,正是细胞死亡通路上的一个“总开关”。这一发现彻底碘伏了“细胞坏死不可干预”的传统观念。如今,RIPK1抑制剂已被视为神经退行性疾病新药研发的“头号种子”,国内外多家药企竞相推进,用于治疗渐冻症、阿尔茨海默病等,目前已经进入人体临床试验阶段。
采访中也能深切感受到,上海为基础研究营造了一种独特的生态——让科学家沉下心、坐得住、走得远。

周界文研究员,哈佛大学终身正教授,2024年加入交叉中心。他带领团队基于AI扩散算法,开发出蛋白质原子互作生成大模型。而上海在AI基础设施方面的条件十分优渥,临港的算力资源为模型开发提供了关键支撑。
在交叉中心的实验室内,不少高端仪器设备来自上海市科委项目支持。刘聪研究员的研究方向是“错误蛋白”与疾病发生的关联。他在市科委支持的电镜设备前介绍,借助电镜,团队可将大脑切片放大数万倍,观察阿尔茨海默病病人脑内关键蛋白的原子结构差异。他说:“当我们知道这些原子结构以后,就知道它到底怎么运作,或者它什么样的形式和疾病相关。基于这些信息,我们就可以做药物设计,做精准的靶向去治疗相应的疾病。”

近年来,上海紧扣国家战略需求和前沿科学命题,深入推进高风险、高价值的基础研究,持续强化基础研究战略布局。数据最有说服力:2025年,上海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占GDP比重达4.5%左右;基础研究支出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从2020年的7.94%提升至约12%;上海财政基础研究投入达92.53亿元,较2020年增长3.2倍。数字背后,是一座城市对原始创新的持久耐心与硬核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