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景帝继位后,延续了父亲汉文帝休养生息的国策,一心想要治理好国家。在他还是太子的时候,身边有一位叫晁错的管家官员,才能出众,被大家称为“智囊”。景帝登基后,便将他提拔为御史大夫,委以重任。

当时汉朝实行的是郡县制与分封制并行的双轨制。全国有二十二个诸侯国,封君都是汉高祖刘邦的子孙,也就是所谓的同姓王。到了景帝时期,这些诸侯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势力已经尾大不掉。他们占据着广大的土地,像齐国拥有七十多座城,吴国有五十多座,楚国有四十多座。一些强大的诸侯渐渐不把朝廷放在眼里,其中尤以吴王刘濞最为骄横。他的封国靠海,境内还有铜矿,靠着煮盐和采铜,财富积累得跟皇帝不相上下。更关键的是,刘濞长期不去长安朝见天子,使得吴国几乎成了一个独立的王国。
晁错敏锐地看到了其中的危机。他认为诸侯势力过大,严重威胁中央集权,于是向汉景帝进言:“吴王长期不朝,按律早该治罪。先帝(文帝)念及亲情,对他一再宽容,反倒助长了他的狂妄。如今他私下开矿铸钱,煮海制盐,还在招兵买马,叛乱之心已昭然若揭。不如趁早削减他们的封地,防患于未然。”
景帝听了,心里有些犹豫:“道理是这个道理,但就怕强行削地,反而会逼得他们狗急跳墙,立刻造反。”
晁错的分析则更为透彻:“陛下,诸侯若存心造反,削地他们会反,不削地,等他们羽翼更加丰满,将来一样会反。现在动手,祸患还小;等他们根基稳固再反,那才是真正的大的麻烦。”
这番话点醒了汉景帝,他最终下定决心,开始推行削藩政策。要找削地的理由并不难,这些诸侯王大多骄奢淫逸、横行不法。很快,有的被削去一个郡,有的被削掉几个县,朝廷的权威似乎得到了伸张。
然而,风暴正在酝酿。晁错的父亲在老家颍川听到儿子力主削藩的消息,心急如焚,特地赶到长安。他劝儿子:“你官至御史大夫,地位已经够高了,为何还要去管这等闲事?那些诸侯王都是皇帝的骨肉至亲,岂是你能轻易撼动的?你削了他们的地,他们个个都会怨恨你。你这么做,到底图什么呢?”
晁错回答:“父亲,不这么做,皇权就无法伸张,国家迟早会大乱。”
老人听后,长叹一声:“你这样做,刘家的天下或许能安定,但我们晁家却要大祸临头了。我老了,实在不忍心看到那一天。” 劝说无果后,老人回到颍川老家,竟服毒自尽了。这无疑给晁错的改革蒙上了一层悲壮的阴影。
果然,削藩的刀子还没落到最强的吴王刘濞头上,刘濞就先动手了。他打出了“清君侧,诛晁错”的旗号,声称要铲除皇帝身边的奸臣,保卫刘氏江山。这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成功煽动了其他对朝廷不满的诸侯王。
公元前154年,吴、楚、赵、胶西、胶东、甾川、济南等七个诸侯国联合起兵反叛,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七国之乱”。叛军来势汹汹,声势浩大,让年轻的汉景帝感到了恐慌。
危急关头,景帝想起了父亲文帝的临终嘱托,任命善于治军的周亚夫为太尉,统领三十六名将军前去平叛。但与此同时,朝廷内部那些忌恨晁错的大臣也开始活动。他们向景帝进谗言,说七国造反全是晁错削藩逼出来的,只要杀了晁错,恢复诸侯王的封地,叛军自然就会退兵。
在巨大的压力下,汉景帝动摇了。他甚至说道:“如果他们真能因此退兵,我又何必舍不得晁错一个人呢?” 很快,一批大臣联名上奏,弹劾晁错大逆不道,应当腰斩。为了暂时稳住局面,保住皇位,景帝昧着良心,批准了这份奏章。
悲剧发生在一天清晨。中尉来到晁错府上,传达皇帝命令,要他上朝议事。晁错对此毫无防备,立刻穿上朝服,跟着中尉上了马车。车行至长安东市,中尉突然拿出诏书,命晁错下车听旨。旨意宣读完毕,一群武士一拥而上,将这位一心维护汉家天下的忠臣当场捆绑。就这样,晁错在完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被腰斩于市。
杀了晁错,汉景帝随即下诏,要求七国退兵。但此时已尝到甜头的吴王刘濞,早已不把朝廷放在眼里。他听说要他跪拜接旨,冷笑道:“我现在也是皇帝了,凭什么要下拜?” 所谓的“诛晁错”不过是个借口,刘濞真正的目标,是那张长安的龙椅。
后来,一位从前线回来的官员邓公向景帝汇报军情。景帝问他:“你从军营来,可知晁错已死?吴楚愿意退兵了吗?”
邓公的回答如同一盆冷水:“吴王为造反准备了几十年,这次不过是借削藩的由头起兵,哪里真是为了一个晁错?陛下错杀了晁错,只怕今后再也没有人敢为朝廷尽忠直言了。”
至此,汉景帝才恍然大悟,但后悔已晚。所幸,前线还有周亚夫。这位名将并没有急于与叛军正面决战,而是派出一支轻骑兵,迂回穿插,一举切断了吴楚联军的主要粮道。叛军粮食断绝,内部不攻自乱。周亚夫抓住时机,率领精兵发动总攻,将吴楚联军打得溃不成军。
吴楚两国是叛乱的主谋,他们一败,其余五国便土崩瓦解。不到三个月时间,声势浩大的七国之乱就被彻底平定。
叛乱平息后,汉景帝虽然仍让七国的后代继承了王位,但经此一役,他深刻吸取了教训。从此以后,诸侯王只能在自己的封国内征收租税,不再拥有行政权和兵权,势力被极大削弱。至此,汉朝的中央集权才真正得到了巩固,而晁错用生命推动的削藩事业,也在血的教训之后,以另一种方式成为了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