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浩大清国败在一个弹丸小国手里，这个事实让当时甚至没把日本人当正经“洋人”看待的清廷，感到难以置信。他们能做出的唯一反应，就是立刻罢免了当初唯一反对与日本开战的李鸿章。

关于这场决定国运的战争为何失败，一百多年来，人们给出了无数种解释。

其实，种子早在战前几十年就已埋下。当咸丰、同治两朝的中国，深陷太平天国内乱与列强入侵的双重泥潭时，隔海相望的日本却从我们的苦难中，悟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道理：想要不被外敌欺辱，最好的办法不是战战兢兢地关上国门，而是要不惜一切代价，先让自己强大起来。于是，与中国历代帝王屡施“海禁”形成鲜明对比，日本明治天皇在登基之日，便高调宣布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一场旨在将日本变为资本主义工业强国的“明治维新”，就此拉开序幕。

反观大清，闭关锁国与故步自封，早已让这个庞大的帝国如同一艘年久失修的破船。平日里或许还能勉强漂浮，可一旦遭遇真正的风浪——比如一场倾尽国力的战争——倾覆的结局，几乎是可以预见的。

历史的讽刺，在1894年11月7日这一天达到了顶峰。当天，风雪交加，日军攻陷了已无清军防守的大连城，并开始屠杀中国百姓。百姓的鲜血流入护城河，竟融化了河面上的薄冰。而就在同一天，千里之外的北京紫禁城内，却是一片歌舞升平，正在为大清国的皇太后庆祝“万寿吉日”。根据内务府的账本记载，这场庆典耗费的白银高达一千万两。

这还不是全部。这位皇太后还想修建一座私人花园——颐和园。为了满足这个愿望，朝廷挪用了海军军费、各省解缴的税款、户部拨发的款项，再加上官员们的“敬献”，最终凑足了约三千万两白银。要知道，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战舰，单价不过五十万两左右。北洋舰队鼎盛时期，主力军舰也才二十五艘。简单算一笔账就明白了：这前后四千万两白银，足以让大清国组建三支全部由世界顶级战舰组成的北洋舰队。然而，这些钱最终变成了湖光山色与亭台楼阁。

就在北洋海军即将遭遇灭顶之灾的前夕，提督丁汝昌收到了一封来自日本海军司令伊东佑亨的信。这封信名义上是劝降，但通篇没有一句直接的劝诫，反而像一篇冷静的战略分析，即便放在百年后的今天读来，依然发人深省：

“……贵国海陆两军，连战连败，其原因若能虚心平气察之，立可睹其致败之由……贵国而有今日之败，固非君相一己之罪，实因其墨守成规，不谙通变所致……回顾三十年前，我国事亦曾经历何等辛酸……我国终以毅然废弃旧制，因时制宜，改行新政，以此为国能存立之最大要图。今贵国亦不可不以去旧谋新为当务之急。若能实行，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命运乎？”

我们无法确知，这位日本军人为何要在两军决战之际，与对手如此恳切地探讨战争胜败与国家安危的根本。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交替的关口，世界格局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对于一个愚昧落后却仍沉溺于天朝上国迷梦的大清而言，的确急需找到那个“国能存立”的“最大要图”。否则，它失去的将远不止一支北洋舰队，而是维系了二百六十多年的江山社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