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利奥十四世将于5月26日发布其任期内的首份通谕，主题直指人工智能。届时，Anthropic联合创始人、Claude的缔造者克里斯·奥拉将受邀同台。与此同时，梵蒂冈同步成立了人工智能委员会。一个拥有两千年历史的古老机构，正试图以其道德权威，填补全球AI治理中那令人不安的真空——其影响力所覆盖的人口，远超任何一部国家AI法案的管辖范围。

想象一下这个场景：一个拥有14亿信众、存续了两千年的全球性精神机构，将人工智能列为其头号议程，并邀请当今最前沿AI公司的核心缔造者一同发布一份立场文件。

而这份文件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恰恰也是整个AI行业发展到今天，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根本性叩问：当机器的能力越来越逼近甚至模仿人类时，人的尊严与不可替代性，究竟建立在什么基石之上？

答案，或许就藏在5月26日即将揭晓的那份名为《壮丽的人性》的通谕之中。这份文件聚焦于“AI时代对人的保护”，属于天主教最高级别的教导文件，面向全球所有天主教徒。它不仅是新任教宗亮明施政优先级的标志性动作，更被视作一次跨越世纪的呼应。

通谕的发布，本身就打破了两个历史惯例。其一，教宗通常不会亲自出席通谕发布仪式，而是交由枢机主教代劳，但利奥十四世选择了亲自到场。其二，邀请像克里斯·奥拉这样的平信徒（非神职人员）作为发言人，在通谕发布史上几乎未有先例。梵蒂冈记者安德烈亚·弗里德的判断很直接：“如果只有枢机主教发布，恐怕没多少人会真正倾听。但教宗亲自在场，所有的镜头和注意力都会聚焦于此。”

时间节点的选择也透露出深意。这份通谕于5月15日签署，恰好是135年前，教宗利奥十三世签署那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事》通谕的同一天。

《新事》回应的是工业革命对传统社会结构与劳工权利的剧烈冲击，被视为天主教社会训导的奠基文献。如今，利奥十四世在就职演说中明确呼应了这层历史关联：“教会将其社会训导的宝库提供给所有人，以回应又一次工业革命，以及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

几乎同步，梵蒂冈在5月16日批准成立了人工智能委员会，整合了七个教廷内部的相关机构，首次将散落各处的AI伦理与治理工作统一协调起来。这位数学专业出身的美国籍教宗，早已在多场合表达了对AI伦理的关注，甚至曾将AI军事化描述为将世界推向“毁灭螺旋”。

为什么是Anthropic？

克里斯·奥拉的受邀，并非偶然，而是双方利益与诉求的精确咬合。

奥拉在Anthropic领导的是“可解释性”研究，其核心目标就是试图打开AI模型的黑箱，搞清楚神经网络内部究竟在“想”什么、如何决策。这恰恰是教廷最为关心的技术版本的核心问题：AI能否被充分理解和解释，进而能否被信任？

事实上，Anthropic在宗教与伦理领域的布局是系统性的。公司此前已邀请神职人员参与制定其AI模型Claude的“宪法”。今年4月底，Anthropic与OpenAI的代表还共同参加了在纽约举办的首届“Faith-AI Covenant”圆桌会议，与来自印度教、锡克教、犹太教、东正教等多个宗教传统的领袖共同讨论AI伦理框架。

更现实的筹码在于，Anthropic正因其AI模型的使用边界问题与美国政府产生摩擦，公司坚持其模型不得用于自主武器瞄准和大规模监控。这一立场，与教廷反对AI武器化的主张高度一致。

于是，一场各取所需的合作水到渠成。对Anthropic而言，获得教廷的道德背书，极大地强化了其“负责任AI”的品牌定位。对教廷而言，拉拢一家真正在从事AI安全技术研究的科技公司站台，能让其通谕超越空洞的道德说教，更具现实影响力。

这种合作也折射出硅谷态度的微妙转变。硅谷曾长期对有组织的宗教持怀疑甚至轻视态度。未来生命研究所的布莱恩·博伊德对此解读道：“硅谷的经典座右铭是‘快速行动、打破常规’，但他们打破了太多东西，伤害了太多人。”如今，亲近宗教权威，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科技巨头试图重建其被技术激进主义透支的社会公信力。

道德外包还是公关道具？

尽管叙事听起来充满理想主义的温暖，但批评者看到的却是另一幅图景。

最尖锐的质疑指向了讨论的前提。分布式人工智能研究所的研究负责人迪伦·贝克一针见血地指出，围绕“道德AI”的所有讨论，可能掩盖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某些AI系统到底应不应该被开发？当讨论的框架被设定为“既然要建造，那就把它建得道德一点”，那么“要不要建造”这个前置性的、更具碘伏性的问题，就被彻底跳过了。

曾担任拜登政府AI科学特使的鲁曼·乔杜里态度同样冷淡。她认为，这类合作“往好了说是分散注意力，往坏了说是在转移真正重要的议题”。在她看来，硅谷试图从宗教中寻找“通用伦理原则”来处理技术带来的灰色地带，但全球不同宗教传统之间的价值分歧，可能并不比国家之间的监管分歧小。

更深层的结构性困境显而易见。教宗通谕依赖的是道德感召力，本身不具备法律约束力。“Faith-AI Covenant”这类倡议是基于自愿的承诺，参与者随时可以退出。相比之下，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虽然设立了最高可达全球营业额7%的严厉罚款，但其域外管辖能力有限。而美国联邦层面，至今仍未形成统一的AI监管框架。

一个残酷的现实是，全球目前没有任何单一机制能有效约束AI技术的发展速度与方向。教廷试图填补的，更多是话语权和道德领导权的空白，而非实际治理能力的空白。

当机器越来越像人，人靠什么确认自己是人？

剥开所有关于AI伦理的复杂讨论，无论其出发点是宗教教义、法律条文还是企业价值观，底层最终都指向同一个哲学与存在论问题：人的不可替代性究竟在哪里？

历史上，人们给出过许多答案：智力、创造力、语言能力、情感共鸣、道德判断……然而，这些答案正在被AI技术逐一动摇。AI能创作诗歌和音乐，能通过专业资格考试，甚至能让用户对其产生真实的情感依赖。当这些曾被视为“人之所以为人”的独特能力都可以被模拟甚至超越时，人类还能凭借什么来定义自身？

答案，或许藏在一个AI永远无法获得的属性里——有限性。

人是会死的。正是这种生命的有限性，赋予了人类选择以重量，放弃了以代价，承诺以意义。道德判断从来不仅仅是冷冰冰的逻辑推演产物，它深深植根于“做错了会感到痛苦、会后悔、会失去某些不可挽回之物”的切身体验之上。

AI可以完美模拟权衡利弊的计算过程，但它没有肉身去承受后果，没有死亡带来的终极紧迫感，没有“此生只有一次机会”的深刻存在焦虑。它没有“皮肤”，因此也无法真正“置身游戏之中”。

面对通用人工智能乃至超级智能可能降临的未来，真正值得警惕的场景，或许并非机器自主作恶，而是人类在拥有选择权的情况下，主动将判断、决策乃至道德责任“外包”给机器系统。人性中固有的、对“做出决定并承担其后果”这一重负的逃避倾向，恰好遇到了一个看似完美、理性且不会疲倦的出口——人工智能。

因此，无论是教宗的通谕、Anthropic的模型宪法，还是各宗教领袖参与的伦理圆桌，形式各异，但其底层回响着同一句警示：技术可以无限进化，但最终那个按下按钮、做出关键抉择的，必须是一个会死的、会痛的、且必须为其选择承担全部责任的人。

这，大概才是《壮丽的人性》这个标题背后，真正想诉说的核心。

参考资料：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6/may/18/pope-leo-encyclical-human-dignity-ai-anthrop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