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海军按原定作战计划，准备在黄海寻歼中国北洋海军。1894年9月17日，中日海军在黄海北部海域相遇，遂爆发了中国近代海军建军以来最大的一次海战，给中日战争尔后的进程带来了重大影响。

话说1894年7月，中日两国军队齐集朝鲜，战争已是一触即发。日本海军动作很快，当月就在佐世保军港集结主力，成立了联合舰队，由伊东祐亨挂帅。这支舰队下分本队和两个游击队，显然是有备而来。7月25日，日舰在丰岛海面突袭中国运兵船队并得手，这一仗，无疑给日本海军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自此，联合舰队便牢牢掌控了朝鲜海域的主动权，一面护航后续陆军和物资，一面支援陆上攻势。到了8月初，日本大本营直接下令，要求联合舰队主动搜索并歼灭中国舰队。反观北洋舰队这边，受制于“避战保船”的指导思想，自丰岛海战后，活动范围就被局限在大同江口至威海卫之间，几乎成了“宅家舰队”。

后来，日舰甚至敢到旅顺、威海卫这些北洋家门口挑衅，清廷这才急了，严令舰队在几个港口之间“来往梭巡”，不得远离。这道命令，等于将广阔的黄海制海权拱手让人，北洋舰队从此陷入了消极防御、被动挨打的困局。

时间来到9月上旬，平壤战事吃紧，清廷决定从大连紧急调兵增援。这支援军——总兵刘盛休麾下的铭军八营，计划由海路运至大东沟登陆。9月15日，北洋舰队主力抵达大连湾，接下了护航重任。

9月16日凌晨，提督丁汝昌亲率包括“定远”、“镇远”在内的14艘舰艇及4艘鱼雷艇，护送运兵船队出发。当天午后抵达大东沟，入夜后陆军完成登陆。然而，一个残酷的事实是：此时平壤已然失守，这支千里驰援的铭军，其实已失去了战略意义。几乎与此同时，日本联合舰队捕捉到了北洋舰队可能出动的风声，伊东祐亨判断其位置应在鸭绿江口一带，于是亲率12艘战舰扑向黄海北部。

9月17日上午，历史性的时刻到了。10点半左右，正准备返航的北洋舰队，在西南方向发现了日本舰队的煤烟。丁汝昌当即下令全军迎战。双方迅速接近，北洋舰队以“定远”、“镇远”两艘铁甲巨舰为首，试图以双横队迎敌；而日舰则排成灵活的单纵阵，以高速的“吉野”等四舰作为先锋游击队。

中午12点50分，双方在大鹿岛西南海域交火。海战序幕由“定远”舰的巨炮拉开，但战局一开始就对北洋舰队不利。交战不久，“定远”舰的飞桥竟被自家主炮震塌，丁汝昌受伤，令旗系统瘫痪，舰队瞬间失去了统一指挥。日方第一游击队趁机猛攻右翼的“扬威”、“超勇”两弱舰，致使二舰相继起火沉没。当然，日舰“吉野”也被击中起火，但损伤很快得到控制。

战至下午，局面更加混乱。日舰凭借高速和机动优势，其本队与第一游击队形成夹击之势，使北洋舰队腹背受敌。混战中，“致远”舰伤痕累累，管带邓世昌做出了那个载入史册的悲壮决定：开足马力，撞向猖狂的“吉野”。可惜，“致远”未竟全功，中途被鱼雷击中沉没，全舰官兵大多殉国。紧接着，“经远”舰也在力战“吉野”后，重伤沉没。

就在“致远”、“经远”血战之际，“定远”、“镇远”两艘主力铁甲舰，正承受着日舰本队的围攻。两舰虽中弹无数，数次起火，但官兵死战不退，甚至重创了日方旗舰“松岛”，使其几乎丧失战斗力。下午5时许，“靖远”、“来远”抢修完毕归队，见“定远”旗杆断裂无法指挥，便主动代悬信旗，集合剩余舰只。此时，日舰“松岛”、“吉野”均已重伤，其余各舰也伤亡惨重，伊东祐亨见北洋舰队复振，无心再战，下令撤离。历时五个多小时的黄海大海战，至此落幕。

回顾这场恶战，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在近代世界海战史上都属罕见。最终战果是：北洋舰队损失“致远”、“经远”等五舰，伤亡千余人；日本舰队五舰遭重创，伤亡六百余人。单从舰船损失看，北洋舰队无疑吃了亏。更关键的是，此战之后，北洋舰队再不敢主动寻敌，黄海制海权实质上落入了日本之手，这对整个甲午战争的走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所以，从战略层面看，黄海海战是北洋舰队的一次失利。究其原因，可以归结为几点：战术指挥失误，阵型未能发挥己方重火力和装甲的优势，且开战即失去统一指挥；部分舰只临阵脱逃，严重动摇军心；甚至还有弹药不足的窘境。而日军则充分发挥了航速快、速射炮多的特点，战术灵活，始终掌握主动。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广大官兵在战斗中的表现是英勇无畏的。他们在绝境中展现出的血性与牺牲精神，构成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的底色，值得后世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