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董静怡

2024年的伦敦，科技史学家、金融史学家塞巴斯蒂安·马拉比找到了德米斯·哈萨比斯。彼时ChatGPT尚未引爆全球，AI远未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但马拉比已经嗅到了风暴的气息——他敲开DeepMind创始人哈萨比斯的门，想要写一本关于他的书。

“如果人工智能是历史上最重要的事，”马拉比对他说，“那么作为创造者的你，也必然是历史上最重要的人。一定会有一本关于你的书——这不是你能选择的，关键在于你只能选择谁来写。”

几个月后，哈萨比斯同意了。这场跨越数十小时的对话，为人们留下了对DeepMind、对哈萨比斯、对这场AI竞赛的一份记录。

在马拉比的描述里，哈萨比斯是复杂的。

他是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也是曾经开发过电子游戏的企业家；他沉迷理论物理与生物学的底层机制，却也愿意在一间小餐馆里，用2小时向一位作家解释自己为什么“错过了”语言模型；他骨子里好胜，但内心深处，他又更愿意把AI留在实验室里更久，直到确认安全。

看到他复杂的背景以及对智能的执念后，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这场AI竞争中，谷歌会一度落后于OpenAI。

错失之后是漫长的反击。谷歌完成业务重组，哈萨比斯每周工作100小时，一年50周。2025年底Gemini 3发布，媒体称之为“谷歌的复仇”。

但AI的竞争还在持续。关于通向智能的路径还未有定数，大公司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大洋彼岸的另一边，中国AI公司也悉数登场。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技术的浪潮会将人们引向何方？

诺奖与错失

哈萨比斯不是一个典型的硅谷CEO。

“他这个人是两种气质的混合体，一方面极其聪明，显然是个天才，另一方面又非常平易近人，特别接地气。他说话的方式通俗易懂，总是笑眯眯的，总是对人们敞开心扉。”马拉比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形容他初见哈萨比斯时的印象，在经过30多个小时的对谈后，这样的印象也并没有改变。

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对智能有追求的科学家。

哈萨比斯出生于移民家庭，11岁时就因输掉一场10小时的国际象棋比赛而萌生了探索AI的想法。16岁进入顶尖游戏公司牛蛙公司，参与设计大获成功的《主题公园》；在剑桥读完计算机科学后，他又重返学术界，拿下了认知神经科学博士学位。

2010年，他与沙恩·莱格、穆斯塔法·苏莱曼在伦敦共同创立DeepMind；2014年，DeepMind被谷歌收购。融资时，投资者总是问：“你们的产品是什么？”哈萨比斯觉得这些问题太缺乏想象力了。他的回答永远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事情。”

商业价值并不是哈萨比斯所追求的。2016年3月，AlphaGo在首尔击败韩国围棋巨星李世石，被视作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马拉比在书中透露，比赛获胜当天，哈萨比斯走出赛场，对主导AlphaGo研发的科学家戴维·西尔弗说了一句话：“接下来我们可以着手研究蛋白质结构预测了。”

在哈萨比斯心目中，AlphaFold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诺奖级的课题”，而不是一两年就要看到商业回报的产品线。2024年，哈萨比斯与同事约翰·江珀因领导开发AlphaFold2，与美国科学家戴维·贝克共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然而，在为谷歌赢得诺奖的同时，哈萨比斯也让谷歌错失了另一个历史性机遇。

2017年，谷歌大脑团队发表了Transformer论文。这项后来支撑起整个大模型浪潮的核心技术，被谷歌开源，没有进行商业化。彼时，哈萨比斯正带领DeepMind团队冲刺AlphaFold。

马拉比在书中详细记录了哈萨比斯的这一战略误判。他向记者表示，在伦敦的小餐馆里，他多次追问哈萨比斯：“到底哪里出了岔子？你怎么会让OpenAI在语言模型上领先？”

哈萨比斯的回答，源于他的神经科学背景。他相信，真正的智能必须根植于对物理世界的交互与反馈——就像人类通过行动、试错、感知来理解重力、距离和因果关系。语言在他看来只是“符号系统”，不足以构建深刻的理解。这一信念让DeepMind长期押注强化学习，而在Transformer架构崛起时反应迟缓。

结果证明这个想法是错的。

“事实证明，互联网上的人类语言信息极其丰富。如果你将所有这些信息下载下来并进行训练，模型确实能够理解物理环境，因为互联网上的语言中包含着大量描述，比如端起一杯水是什么感觉，如果你把一杯水掉在地上，它会摔碎，等等。”马拉比向记者表示，“因此，德米斯低估了语言在构建通用人工智能方面的重要性。”

谷歌的复仇

因为错误的战略选择，谷歌在ChatGPT发布之后一度落后于OpenAI。

“ChatGPT问世时，谷歌确实陷入了大困境。”马拉比向记者表示，他写书时曾前往硅谷，与Anthropic、OpenAI等机构的AI领军人物，以及投资这些领域的风险投资人交流。他去见了红杉资本的人，有人对他说，“显然OpenAI会赢。”

他追问原因，对方回答，“因为心智占有率，所有人都在讨论OpenAI。”在那个时候，人们关注的焦点是OpenAI，而非Gemini。

站在哈萨比斯的角度，他并不那么认可OpenAI。正如前文所言，哈斯比斯是一个追求智能的科学家，整个团队的文化也更偏向于宽松、长线的研究，而非激烈的产品驱动的竞争节奏。

这也使得他从根本上并不认同OpenAI的山姆·奥尔特曼。

“他不喜欢山姆·奥尔特曼。”马拉比向记者表示，“山姆·奥尔特曼对他来说包含了一大堆他不喜欢的东西。”

他举例称，首先，奥尔特曼抄袭了哈萨比斯。2010年DeepMind成立，OpenAI在5年后成立，提出的几乎是同一个想法：“我们要打造AGI，我们要确保它的安全性。”甚至有一段时间，山姆·奥尔特曼在采访中推荐了一本书，而那正是德米斯最喜欢的书。

其次，奥尔特曼体现了硅谷的经营方式——大量炒作，讲未来要做什么，讲得好像已经做成了似的。哈萨比斯则认为，不成熟的真相，其实就是谎言。

但不可否认的是，哈萨比斯也很好胜。

“在ChatGPT出现之后，我去见他，他对我说，OpenAI那帮人，他们开着军事装备到了我的前院，还把枪架在了那里。可以说，这就是战争了。”马拉比向记者表示。

这是一个真正好胜者的语言。马拉比向记者回忆，在签下本书合同时，他就写信告诉出版商：我不确定谁会赢，但我从未见过比哈萨比斯更好胜的人，如果他输了，我反而会惊讶。

而谷歌当时也做出了一场巨大的豪赌：他们将伦敦的DeepMind与加州的Google Brain合并，整合到了一起，由哈萨比斯统一领导。

两家实验室文化迥异，之前还在相互竞争，伦敦和加州有8小时时差，几乎所有的商学院教科书都会判定这种合并难以迅速见效。但谷歌却以数字时代的速度完成了这次“业务重构”。哈萨比斯本人也进入了战斗状态，他后来向媒体透露，那段时间他每周工作100小时，一年50周。

2025年底Gemini 3发布，这款模型在逻辑推理与多模态交互上展现出“质变”，媒体开始用“谷歌的复仇”来形容这场反超。

AI竞赛的下半场

谷歌的反击成功了，但AI时代的竞争还在继续。中国的AI公司也悉数登场。

马拉比来中国一周，访问了华为、海康威视以及北京的学术机构，他向记者坦言，“西方低估了中国AI加速的速度”。

他认为，在前沿模型层面，美国或许仍领先“两到三个月”，但真正的竞争已经转移到应用层面。而在这方面，中国可能正在领先。

他向记者表示，华为的云服务将AI嵌入高铁维修、矿业、物流等工业制造场景，海康威视则将AI推向边缘端，用于水质监测、城市治理——这些不是实验室里的AGI幻想，而是实实在在改变经济的应用。

“30年前，产业智能化更多依靠管理咨询赋能，IBM等机构也曾在华为发展初期提供建议；而如今，经济智能化的核心动力，已转变为云端AI技术。”马拉比向记者表示。

然而，在这些竞争之外，真正让马拉比感到不安的，不是谁领先谁落后，而是所有人都在冲刺，却几乎没有人踩刹车。

“竞争对于推动人们加速前进、快速发展以及取得进步是有好处的。但对安全性来说就不太有利了，我很担心安全问题。”马拉比说。

哈萨比斯也一直是安全问题的坚定主张者。2014年谷歌收购DeepMind后，他曾长期寻求DeepMind的独立运营权，因为他认为只有脱离谷歌的利润动机，才能确保AI的负责任发展。

“他们产品的推出是偏晚的。他更愿意把AI留在实验室里更长时间，因为他想确保它是安全的。”马拉比向记者表示。

眼下来看，AI安全风波愈演愈烈。2026年初，OpenClaw火遍全球，当一个AI被允许安装到私人电脑、自行操作系统，而用户不知道它下一步会做什么，技术的强大与风险便一体两面。马拉比向记者表示，他注意到一些行业领袖私下承认“这并不安全”，但竞争压力让他们不敢停下。

“如果有些实验室在意安全，有些不在意，那我们需要每个人都遵守安全标准。”他说。而实现这一点的唯一途径，是“政府必须制定规则”。

“我们需要中国和美国同时做这件事。”马拉比向记者表示。如果中国加强安全监管，而美国加速冲刺，对中国不公平；反过来也一样。

他设想的未来，是一个AI安全框架：超级大国共同制定标准，其他国家可以发展“主权AI”，但需要接受管控。

这个愿景能否实现，将取决于未来几年的博弈。

哈萨比斯在2024年同意接受马拉比的采访，是因为他相信马拉比所说的，“如果AI是历史上最重要的事，那么作为创造者，必须向世界解释他是谁、为什么做这件事、他的价值观是什么”。

4年后的今天，这个问题已经超越了个人。它变成了一个关于国家、关于全球治理、关于人类是否能在技术狂奔的途中保持清醒的命题。

马拉比希望中国在那时，已经准备好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