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春的敦煌，晨风犹带寒意。65岁的樊再轩早早站在莫高窟的石窟内，为年轻修复师讲解壁画病害调查的要点。他轻指一处微小起甲，语气平静而坚定：“别看它现在翘起不到一毫米，若不及时干预，几年后可能就只剩一抹残灰……”

微信名仍叫“面壁三十年”的樊再轩，其实已在石窟“面壁”了45年。从1981年的高中毕业生，到如今壁画修复技术的带头人，他的名字早已与莫高窟的斑驳色彩、酥碱裂隙、空鼓回响融为一体，成为中国壁画修复从经验走向科学、从敦煌走向世界的亲历者与推动者。

“敦煌方案”的技能掌舵人

在苍茫戈壁深处，735个洞窟的莫高窟壁画是人类文明的瑰丽史诗——北凉的粗犷、隋唐的华美、五代的沉郁、西夏的神秘……4.5万平方米的丹青，绘就了丝绸之路上信仰、艺术与生活的交响。

然而，千年的风沙磨蚀、盐分结晶、湿度波动、微生物滋生，让壁画如同年迈的尊者，皮肤皲裂、记忆模糊。酥碱如癌，空鼓似喘，起甲若泪——每一处病害，都是文明在“呼救”。

正是在这场与风沙和时间的对抗中，樊再轩成为“敦煌方案”的技能掌舵人。45年来，他不仅亲手修复了数万平方米濒危壁画，更以系统性思维和科研精神，将零散的修复技艺升华为可复制、可推广的“敦煌方案”。

20世纪80年代，壁画保护多是“头痛医头”的抢救式操作。樊再轩敏锐发现，许多病害反复发作，尤其是被称为“壁画癌症”的酥碱。他追根溯源，通过长期监测与实验，与团队发现崖体渗水与洞窟微环境湿度波动是罪魁祸首。

一场“对症下药”的科研攻坚战由此打响。樊再轩主导研发了空鼓壁画灌浆加固技术与酥碱壁画脱盐修复体系，创新使用水溶性材料吸附盐分，配合环境调控使可溶盐稳定。这项成果成功应用于莫高窟第85窟等重点洞窟，更成为国家文物局推荐的核心技术之一。

作为技术负责人，他主持或指导完成全国重点文保项目60余项，参与国家及省部级课题10余项，制定行业标准5项，多次获得国家文物局颁发的保护科学和技术创新奖。

与千年壁画“对话”的生命叩问

在樊再轩眼中，壁画不是冰冷的墙面与矿物颜料，而是有呼吸、有记忆的艺术生命。“修复不仅要复原，更要延续她的生命。”他说。

2024年，樊再轩在麦积山石窟参与一尊唐代彩塑造像的保护修复。该像眼部残缺、面部风化，修复难度极大。他系统梳理唐代佛教造像范式，比对同期图像资料，并借鉴人体解剖结构原理，以极克制的手法对关键部位进行可逆性补强。

“你得和千年前的工匠‘对话’，用心感受他们的思想与表达，”樊再轩说，“修复不是再造，而是让历史自己说话。”

在庆阳北石窟寺第294窟，他曾带领团队用近两年时间，将一块因渗水脱落的4平方米泥质壁画重新拼接、回贴。真正施工不过数周，主要时间全用于材料筛选、工艺试验与风险评估。“文物修复不容有错。一次失败，就是永远的遗憾。”

正是这份近乎苛刻的谨慎，让樊再轩在实践中凝练出“科学先行、最小干预、可逆可识别”的修复法则。“我们不是创造者，只是守护者。我们的任务，是让后人能看到本来的样子。”

技术的传承，更是信念的接力

作为敦煌研究院培养出的第二位“大国工匠年度人物”，樊再轩是继李云鹤之后又一位“筑路者”。

20世纪50年代，李云鹤初到莫高窟时，连基本工具都没有。他削竹为刀，缝布作囊，在绝境中摸索出中国第一套壁画修复方法。1981年，樊再轩进入敦煌文物研究所时，恰逢中国文物保护从经验走向科学的关键转型期。他抓住一切机会学习，却始终坚信：“中国的壁画，必须用中国的方法来救。”

在樊再轩的推动下，敦煌研究院的壁画彩塑修复从“被动抢救”转向“主动预警”，将“九步走法”标准化，写入《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如今，“敦煌方案”已走出大漠，应用于国内153处文化遗产地；支撑“数字敦煌”工程，为全球学者提供高清修复数据；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文化遗产科学保护的典范”。

从李云鹤的竹刀到樊再轩的专利与标准，两代大国工匠用双手与智慧，蹚出了一条完全自主、科学严谨、世界共享的壁画文物保护的中国路径。40余年来，樊再轩还以“传帮带”方式为全国文博单位培训300余名技术人员，学生遍布新疆、山西、河南、四川等地，成为各地壁画保护的中坚力量。

在他们身上，不只是技术的传承，更是一种信念的接力——是敦煌儿女对文明的虔敬，对时间的抵抗，对未来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