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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即便是开发了热门AI聊天工具的Anthropic公司，其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迪也为人工智能工具日益增强的威力感到震撼。本文译自原作，希望为您带来思考。

[图片来源：gremlin/Getty Images]

美国国家公共电台节目《This American Life》的主持人伊拉·格拉斯并非计算机科学家，也不在谷歌、苹果或英伟达任职。但他擅长捕捉精辟话语，2024年他围绕一句可能引起所有被AI发展速度打乱阵脚的人共鸣的话，策划了整期节目：“对未来之事毫无准备”。

这句由科学记者亚历克斯·史蒂芬尼提出的箴言，精准捕捉了人们内心深处的不安：那些“历经岁月积累的经验与专业知识”或许已然过时——至少其价值已大不如前。

每当我在律师事务所、政府机构或非营利组织主持研讨会时，总能听到相似的忧虑。这些受过高等教育、成就斐然的专业人士担忧：在生成式人工智能能以极低成本快速完成日益增多的任务时，当前赖此为生的庞大人群还能否在经济体系中立足？

1. 目睹一个没有你的未来

科技记者凯德·梅茨在2024年著作《天才制造者》中，描述了微软资深研究员克里斯·布罗克特初次遭遇人工智能程序时的惊恐：这个程序竟能完成他花费数十年才掌握的全部技能。

当意识到一款软件已使自身全部技能与知识体系沦为过时之物时，布罗克特因误以为心脏病发作而被紧急送医。

“当我预见自己将被未来淘汰时，52岁的身体瞬间崩溃，”他后来对梅茨坦言。

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家马克斯·泰格马克在2018年著作《生命3.0：人工智能时代的人类生存之道》中表达了类似的焦虑：

“随着技术持续进步，人工智能的崛起终将取代那些支撑我当前自我价值感和职场竞争力的人类能力吗？”

令人不安的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往往超出了个人掌控范围。

“如今单日涌现的人工智能产品与技术突破，已超过十年前整年的总量。”硅谷某产品经理早在2024年就向记者如是说。此后发展速度更呈加速态势。

就连开发热门聊天机器人的人工智能公司Anthropic联合创始人兼CEO达里奥·阿莫迪，也因人工智能工具日益增强的威力而感到震撼。他在科技播客中坦言：“每当想起自己敲代码的岁月，那种‘我擅长此道’的认同感便油然而生。可转念一想，天啊，未来将出现远超我能力的AI系统。”

阿莫迪深知这种矛盾感。这些恐惧竟存在于全球最重要的人工智能公司领袖的脑海中。

“即便作为系统开发者，”他补充道，“即便作为最大受益者之一，这些系统仍令人感到某种威胁。”

2. 自主性与能动性

然而正如劳动经济学家戴维·奥托所论证的，我们对未来的掌控力远超想象。

2024年，奥托尔在发表一篇研究论文后接受专访。该论文提出：若管理得当，人工智能或能帮助更广泛人群从事更高价值、更高薪酬的“决策性工作”——这类工作目前被医生、律师、程序员和教育工作者等精英专家所垄断。

奥托尔指出，这种转变“将提升非大学学历劳动者的就业质量，缓解收入不平等现象，并如同工业革命对消费品的影响那样，降低医疗、教育和法律服务等关键领域的成本”。

这一观点既引人深思又充满希望。作为研究自动化与计算机化对劳动力影响数十年的学者，奥托尔具备足够的学术底蕴阐释此论，却不显天真乐观。

但采访中最令我振奋的是奥托尔对“人工智能末日论”的回应，该论调认为经济大规模替代不可避免且无可阻挡。

“未来不应被视为预测或预言的对象，”他强调，“而应被视作设计课题，因为未来并非坐等事件发生的静态存在……我们对自己所处的未来拥有巨大掌控力，而未来取决于当下我们所建立的投资与架构。”

3. 站在起跑线上

在面向法学院学生和律师开设的人工智能课程及研讨会中，我始终强调奥托尔的观点：未来本质上是“设计课题”而非“预测游戏”，这些听众中不乏为职业前景忧心忡忡者。

我告诉他们，当下人工智能浪潮的美妙之处在于：仍有时间采取有意识的行动。尽管神经网络的首篇科学论文早在1943年便已发表，但所谓“生成式人工智能”仍处于萌芽阶段。

没有学生或从业者处于无可挽回的落后境地，同样无人占据压倒性优势。

相反，我们每个人都身处令人艳羡的位置：正站在起跑线上。

译者：Teres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