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王别姬》当年如何击败好莱坞大片夺冠影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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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3-05

作者：Carmen G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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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鸢尾花

校对：易二三

来源：《标准收藏》

（2024年1月25日）

「海崖」精神病院是19世纪新西兰最大的一栋建筑，就在1884年开业后的短短几年内，一场山体滑坡冲击了这里，彼时地震频发，新西兰活跃的地壳运动、乡村陡峭的地形和大量的雨水，让当时来到这里的数十名殖民者觉得，自己随时可能会被冲进大海。

实际上，这座精神病院——其宏伟的构造和哥特复兴式的建筑风格——在设计之初似乎就已考虑到了这里严峻的环境。尽管上世纪90年代我在附近的达尼丁上大学时，精神病院已经关闭，但它的遗址依然存在，勾起了我们对病态青年的关注。

「海崖」精神病院之所以如此著名，也许是因为小说家珍妮特·弗雷姆自1945年起就因被误诊为精神分裂症，而时不时地被关在这里，医院里的护士嘲笑她为「受过教育的小姐」。

珍妮特·弗雷姆 Janet Frame

她在医院饱受电击的折磨，当她凭借自己的作品获得文学奖项时，才勉强躲过被迫安排的前脑叶切除手术。我们在读书时都读过她的作品，珍妮特用广阔的想象力照亮了贫瘠土地之外的自由天空——即便她那被荒废的年月不断地提醒着我们，在一个惧怕精神疾病患者的社会里，一名自由勇敢的女性面临了巨大风险。

同为新西兰人，简·坎皮恩早在拍摄自己的第四部长片《钢琴课》（1993）时，就已经将珍妮特·弗雷姆的自传改编成了《天使与我同桌》（1990）。

《天使与我同桌》片场

《钢琴课》的故事发生在维多利亚时期的新西兰，坎皮恩在这部电影中引起了观众对疯狂的惊惧——并陶醉于女性激进行为的反叛快感，反抗着社会对女性的束缚。

在电影中，坎皮恩「狡猾」地利用了新西兰文化想象中黑暗、哥特式的情感，揭示了殖民主义「文明」的虚伪和可怖感，并预设了一场事先张扬的逃离。

在《钢琴课》的开头，单身母亲艾达·麦格拉斯（霍利·亨特饰）和女儿弗洛拉（安娜·帕奎因饰）一登上海滩，就面临着严峻而冷酷的现实。这个苏格兰女人对远嫁的丈夫斯图尔特（山姆·尼尔饰）的婚姻本来满心期望，但斯图尔特却不看好自己和一名失语症妻子的未来——眼前的艾达和他期待的样子截然不同，他遗憾地说，艾达看上去有点「发育不良」。

对他来说，更糟糕的是，艾达的沉默带来的不是尽职职责的温顺感，反而是一种坚韧和顽强的力量，斯图尔特为此感到震惊。他没有礼节地问道，她是不是「脑子有什么问题」。

自从目睹了丈夫的死亡后，艾达就下定决心不和任何人说话，但她不认为自己的失语症是一种苦恼。沉默得以让她从庸俗的社会责任中解脱出来。（「妈妈说大多数人说的都是废话，不值得去听。」弗洛拉天真地解释道。）同时，艾达用强大的心灵感应能力，向那些愿意理解自己的人传递着内心的想法——坎皮恩帮助艾达向观众用「心灵的声音」诉说着自己的经历。

作为这片土地上的建设者，斯图尔特想要徒手建造一座欧洲庄园，而艾达渴望的不过是一个安静的住所，因为她内心里是不属于这片国土的放逐者。

在这一点上，艾达身上带有珍妮特·弗雷姆的精神，珍妮特称写作就是一次前往「镜子之城」的旅程，那里的居民「都在想象力的光芒下生活。」

对艾达来说，她不是用文字而是用音乐——那架从海上运来的钢琴创作。虽然创造力在殖民时期的新西兰蓬勃发展，且不受旧世界的教育和权威的精英主义背景的影响，但只有当它对农业和生计有用时，才会得到重视。

在斯图尔特眼里，艾达珍视的钢琴不过是一堆破木头，它太重了，只能留在海滩上。她的丈夫强行把她和钢琴分开，这对她来说无疑像截肢手术一样残酷。

乔治·贝恩斯（哈威·凯特尔饰）出现了。他之前是一名捕鲸者，是斯图尔特的手下，也是和他截然不同的一个人。贝恩斯脸上有毛利人的文身，他还会说土著们的语言，他俨然成为了一个原住民。

即便他用钢琴和斯图尔特换了地，似乎成为了殖民主义下的同谋者，但和斯图尔特相比，他更在意和人沟通，而不是抹杀文化交流。贝恩斯是一个文盲，但在《钢琴课》中，口语和文字交流是作为权力的腐败媒介出现的，拒绝「文明」灌输的思想则被视为是真实、自我的行为。

斯图尔特对自己的权力有着一种不加反思的傲慢和自信，他认为领地和家庭就是自己权力的延伸，而贝恩斯则是他的反面。不过贝恩斯和艾达却缔结了一项秘密交易，他先是用土地换来了这架钢琴，继而让艾达用身体逐键换回这架钢琴。但是，当钢琴声将他们联结在一起时，他们变得越来越亲近，贝恩斯对自己利用艾达的自我厌恶感也与日俱增。

贝恩斯和艾达之间的秘密交易让艾达心里充满了矛盾，但却没有完全排斥，这样叛逆的行为让她不必只是做一个维多利亚式的妻子。就像简·坎皮恩的其他作品一样，情色带来的是危险和不稳定感。

不是每个男人都是杀手，但《裸体切割》（2003）和剧集《迷湖之巅》（2013、2017）中的男性角色都具有攻击性和掠夺性。在危险的边界，权力是不可预测的，恐惧和欲望紧密相连，受害者和恶人的界限变得模糊，具有悬念。

性别政治在《钢琴课》中无疑是明显的，种族之间的紧张关系反而显得平淡。毛利人是这个故事里的旁观者，他们映衬了殖民思想和精神的匮乏，所谓文明和自然的环境格格不入。

原住民拒绝向斯图尔特出售神圣的土地，因为那里埋着他们祖先的遗骨。「他们要土地做什么？他们既不耕种，也不焚烧它，那他们怎么知道它是自己的？」来到这片土地上的殖民者想要的只是将资源转成自己的利润，他们和自然的土地没有什么感情。斯图尔特将木桩砸进地里，标记着自己领土的边界。

《钢琴课》中广阔的俯瞰镜头让观众记得了那些不可逾越的灌木丛。这部电影在色调和风格上与角色的情绪波动相呼应，将观众带入了新西兰哥特式的抒情叙事中。这种后殖民主义的倾向在九十年代逐渐流行，将黑暗、潮湿和原始的景观描绘成一个诡谲和鬼魅的空间，同时还激发出了同等的恐怖和浪漫感。

旅行目的地的概念被颠覆了，因为「上帝的国度」不是作为一个亲切的天堂，而是作为一个风景优美的犯罪现场出现在屏幕上。双文化主义正在被重新接受，毛利文化正在复兴。新西兰白人的身份，以及帝国主义的凶残，都被重新审视。

如果殖民者的后代背负着他们祖先的耻辱，即英国人的奴隶和侍从，那么他们该如何洗刷耻辱，以便在这片名为「奥特亚罗瓦」的土地上，在他们努力压制、现在仍然勉强理解的土著文化中，找到一种新的自我意识？

在《钢琴课》中，殖民精神和周围环境一点也不相融，最明显的证据也许是泥浆，它无处不在，溅到艾达笨重的裙子上，让她越陷越深。当她穿着蕾丝长裙，在古朴的欧洲风景的幕布前和丈夫一起摆出拍照留念的姿势时，一场暴雨倾盆而下，让这张照片变成了一个笑话。

《钢琴课》的孤寂感让人想起文森特·沃德的《维吉尔》（1984），该片描述了一个悲伤的女孩在她的父亲——一名牧羊人坠入裂缝死亡后，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农场寻求意义的故事。「我们要去南极了！」她的祖父感叹道，因为狂风和大雨威胁着这个家庭走向地球的尽头。

在殖民时期的信仰仪式中，坎皮恩将艾达定位为一个局外人。一个传教士——斯图尔特的姨妈莫拉格（克里·沃克饰）——把基督教带到了灌木丛中，她是个爱说闲话的怪人，她的同伴内西（吉娜维夫·莱蒙饰）在她们用瓷杯喝茶的时候，附和着她。

她们鹦鹉学舌的信念并没有平息她们对周围不可思议的环境的不安，也没有平息艾达不可控制的强烈意志，她的父亲将其称为「黑暗的天赋」——那种被认为是类似于巫术的力量，几个世纪以来，妇女因此受到了暴力的迫害。「她的演奏很奇怪，就像一种进入你体内的情绪，」莫拉格在钢琴前不以为然地说着艾达，她感觉到这个年轻女人的消遣没有娱乐意义。大英帝国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已经把文化习俗强加给了原住民：在传教所，毛利妇女坐在那里唱英国国歌，同时帮助缝制哑剧的服装。

在《钢琴课》中，毛利人的神话可以帮助观众理解新西兰的历史，但对残酷殖民战争的指控无疑是明显的。在《蓝胡子》的演出过程中爆发了混乱，这个十七世纪的法国民间故事警告着女性因为好奇心做出越轨行为的危险。贵族被谋杀的妻子们的模拟血淋淋的头颅引起了毛利人对白人懦弱的愤慨，并预示着等待艾达的是可怕的家庭报复。

这部电影就像是一场幻觉，但这种恐怖感是如此真实。当斯图尔特变成野蛮的持斧人，从一个斜坡上下来，就像任何德国表现主义作品中那些心理混乱人物的表现一样，切断了妻子的食指，剥夺她未经批准的情感表达方式，坎皮恩认识到，经常投射到一个种族化或性别化的其他人身上的怪异感，实际上可以追溯到帝国本身的异化和残酷性。

这部电影的艺术性和技术性得到了广泛认可。《钢琴课》获得了新西兰电影前所未有的国际赞誉，坎皮恩成为第一位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女性，她的剧本以及亨特、帕奎因的演技也获得了奥斯卡奖，因为她们在电影中创造了一种令人着迷的母女关系，这种关系在意志的较量中凶猛刚烈，在非语言的镜像中又是一种孤立、生动的共生关系。

与此同时，新西兰还拥有了新的电影国族身份：英国电影协会委托山姆·尼尔对新西兰的电影业进行了个人研究，结论是新西兰的电影是「令人不安的电影」。

《钢琴课》拿下三座小金人

坎皮恩的成功既来自于澳大利亚，也来自于新西兰，她的感受力是在这两个国家之间工作和生活而形成的。后殖民主义、哥特式的暴力荒诞感，在看似阳光明媚的新西兰电影中同样存在，即使它更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无所顾忌，而不仅带有忧郁感。

例如，彼得·威尔的《悬崖上的野餐》（1975）将风景的陌生感和对礼貌习俗的不敬的嘲弄结合了起来。虽然《钢琴课》所产生的情感力量可以和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相媲美，但坎皮恩的自我讽刺冲动中有一些明显的、反大陆性的特点，也许是源于对将故事和传统全盘移植到外国环境，并期望它们能够解释或对其独特的神秘性施加一种熟悉的形式。（这种超现实主义决定了身处于南半球的角色在看似炽热的夏天交换覆盖着雪的圣诞卡。）

《悬崖上的野餐》

作为叙述者，艾达掌控着她自己的故事，直到结尾。她和贝恩斯一起乘船离开，随后要求把钢琴扔到海里。事实证明，她的求生意志比她跳进水里的冲动更强烈，因为她在最后一刻把自己的脚从捆绑她的钢琴上解开。我们看到一个越轨的女人在不忠和复仇的阴谋中幸存了下来，这令人耳目一新——尽管她与贝恩斯的家庭满足的结局是幸福的，但她仍然梦想着海底，她心爱的钢琴和想象中的棺材沉在那里，海底是一个激进的释放空间，而不是避免悲剧发生的场所。

艾达说，她在阳光明媚的纳尔逊的生活，「我是这个小镇上的怪人，这让我很满意。」新的金属指尖减轻了她失去手指的痛苦。在坎皮恩看来，让艾达拥有钢琴和棺材许是这个人物最终的反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