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平年》最新的剧情中，吴越钱氏与中原王朝几乎同时迎来了朝堂上剧变。

西府杭州，钱弘佐英年早逝、临终托孤，把钱氏基业交到了弟弟钱弘倧的手上；京师汴梁，刘承祐手足相残、刺杀兄长，意图抢夺哥哥刘承训的储君之位。

五代时期的中国，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亲王+开封府尹的组合，就是默认的储君之选。在刘知远太原称帝后，依然是奉行这条潜规则。

刘知远刚刚登基，就把开封府尹的位子给了长子刘承训，同时又马不停蹄地封他为魏王。这样走过场式的操作，赵家父子一眼就看穿了真相。

赵弘殷对赵匡胤是这样说的，“他不仅是皇长子，也不仅仅是左卫上将军，还是开封府尹、同平章事，这立嗣之意——”

刘承训加封魏王，无非是进一步确认了事实上的太子身份。

令人感到蹊跷的是，刘承训魏王府的牌匾还没有挂上，就遭到了弟弟的暗算。于是，前一秒还身体康健、一脚跺碎一块地板的刘承训，下一秒就天不假年、暴毙发作光速下线。

刘知远花甲之年、痛失爱子，但作为大汉天子、一国之君，太子之位事涉国本。于是，他来不及悲伤，只能面对现实、另立储君。

既定的接班人提前下线，刘知远的心中早就有了新的人选——太原郡王、弟弟刘崇。

刘知远召集文武百官、元戎勋贵共同商议立储之事。

作为皇帝，刘知远开门见山给出了自己的方案。他说，“朕想把太原郡王从河东召回来。”

皇子新丧、国无储君，皇帝在这个关口郑重其事地召集群臣，所有人闭着眼睛都知道这是要宣布立储的大事。

果然，刘知远一开口，心领神会的朝臣们就开始了表态。

张三说，皇上你可千万不要犯糊涂；李四说，皇上你儿子一大堆，为啥要把皇位传给弟弟。

对于百官们的反对意见，刘知远不置可否，而是把话锋一转，将皮球踢给了冯道。

冯道是百官之首、德高望重，和其他大臣相比，冯令公自然是一句顶一万句。刘知远看重冯道的态度，但其他人却并不愿让冯令公表态。于是，宰相苏逢吉立刻抢过了话筒，他直言不讳地说，请皇帝册立刘承祐为太子。

储君之位，事关社稷。苏逢吉当众为刘承祐摇旗呐喊，让刘知远不得不怀疑这是儿子自导自演的一出戏。他把话题推向了儿子，刘承祐则是战战兢兢、诚惶诚恐。

就在此时此刻，一直没有说话的冯令公开腔了。他说，“国本大事，非人臣可宜言说，可依照故事。”

冯道的这句话，说得很是含蓄，他只说立太子一事，应当参照当时的惯例。在五代，皇嗣立长不立幼，是当时所有人的共识。

毕竟，在乱世的时代背景下，皇权的争夺不过是掰手腕、比拳头。谁的拳头够硬、吨位够大，谁才能坐稳江山。石敬瑭死后，冯道等人拥立养子石重贵；钱弘佐临终，把吴越王位传给弟弟钱弘倧，都是出于同样的考虑。

刘知远马上天子、乱世登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江山永驻、国祚长久，需要一位经得起风浪、见得过世面的成年人来坐镇。

此时的弟弟刘崇，早已是身经百战、年届五旬，既有威望、又有资历，是接班的合适人选；反观儿子刘承祐，不过是个十六岁的娃娃，在这刀光剑影的乱世，迟早会成为他人的箭靶。

中原王朝的水很深，刘承祐这样的小屁孩必定是把握不住。

刘知远想传位弟弟，冯令公也双手赞成，但以苏逢吉、杨邠为首的群臣却并不赞同，他们人人要求立储君、个个站队刘承祐，一副联名上书、变相逼宫的架势。

这场朝堂议事，最终不欢而散。但是，苏逢吉的表态、大臣们的站队，裹挟着刘知远这位大汉天子，最终不得不向现实低头，立刘承祐为嗣。

明明刘知远是堂堂的一国之君、中原天子，在立储君、封太子这件事情上，为什么他却无力左右呢？

从表面上看，这无疑是刘承祐四处拉拢、暗中运作，将文武百官拉进了他的阵营。正是刘承祐私下结交、笼络人心，这才有了大殿之上的百官奏疏、群臣请封。

不过，刘承祐终究只是个十六岁的孩子。和素有贤名、屡立军功的哥哥刘承训不同，他无论是能力还是手段，都只是入门级的水平。此时，父亲刘知远登基还不足一年，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培植势力、结交群臣，显然不是刘承祐的段位和水准。

满朝文武之所以几乎一边倒地支持刘承祐，并不是二皇子做了承诺、给了好处，而是百官权衡之后的必然结果。

站在苏逢吉、杨邠等人的角度来看，刘崇人在太原、戎马生涯，在军中有着自己的根基，在晋阳有着自己的班底。一旦迎立刘崇入京，他登基加冕之后必定会重用自己的心腹和亲信，汴梁城内的官吏，只能靠边站。

刘崇入京，于百官而言，有百害而无一利。

但是，刘承祐不同。他本不是储君的杆位人选，一旦拥立、扶植上位，那么所有人都有拥立之功、你我他尽是从龙之臣。在权衡利弊之后，大臣们都不会不自觉地抛弃刘崇、站队刘承祐。

正如皇后说的那样，“人心由己不由人，大臣想的自然是自家的荣华富贵。太原那边刚入京，他们的拥立之功便没了。”至于天下苍生、社稷安稳，这些从来都不是汴梁城的宰辅、尚书们所在意的。

对于他们而言，黎民百姓，从来都不在他们的心上，而在他们的砧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