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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顾贞观

继《平原上的火焰》后，“东北文艺三剑客”之一双雪涛的小说改编再次失利，同期上映的《飞行家》和《我的朋友安德烈》两部影片目前票房都不乐观，前者猫眼专业版预测内地总票房为7498.7万，后者为1340.3万。

客观而言，双雪涛并不背锅，《平原上的火焰》《飞行家》《我的朋友安德烈》都大刀阔斧对原著进行了改编，改编结果也都不尽人意。三部影片类型包装各不相同，但最终都走向了节奏掌控失衡、角色塑造苍白、东北地域叙事沦为背景板、情感无法落地的境地，从中难以看到真实的时代与人性肌理。

对于东北影视，如今观众开始要求强叙事、深人性、新视角，但在《飞行家》《我的朋友安德烈》里，外界看到的依然是单薄的“景观消费”，而非基于精神共振的“价值消费”。近几年，《漫长的季节》《人世间》等东北剧集的成功，让东北影视从小众走向大众，也将“东北”从一个创作题材，推向了一个需要极高完成度的创作类型，这是不分电影和剧集的。

《钢的琴》《白日焰火》等真正称得上成功的东北电影，距今都已经很久了，如今大银幕已然成了东北影视的失乐园，这折射的既是新一批东北电影仍在艰难寻路的现实，也是东北影视作品创作难度急剧提升的大背景。

飘荡在“伤痕文学”上方的真空叙事

在严肃文学改编上，《飞行家》和《我的朋友安德烈》都进行了类型化包装，《飞行家》在东北伤痕文学中嵌套了个人英雄主义叙事模板，好莱坞已经使用这套模板驯化市场多年，它或许缺乏新意，但停留在了大部分观众的观影舒适区内，再叠加如今电影市场流行的“温暖现实主义”底色，倒也契合主流观影诉求。因此，《飞行家》收获了7.2分的豆瓣评分。

当然，这个分数并不高，只是在及格线以上，毕竟一旦细究，便会发现影片中的东北伤痕叙事和个人英雄主义叙事是极度割裂的。当东北独有的“时代景观”在片中走马观花般闪过，当“向上飞行”成为模板化的叙事焦点，《飞行家》已然失去了真正的现实土壤。在片中，观众很难看到人物命运与时代进程的双向作用，因为驱动故事向前的多是被刻意制造出来的戏剧冲突，而非角色的意志力。

《飞行家》要讲述的本是普通人在“月亮与六便士”之间的挣扎，但影片主角李明奇既难以让观众代入具象的个体，也难以让观众共情特定的群体。因为他是真空式的主角，他所谓的“飞行梦想”不断为杂糅在影片中的亲情、爱情、友情等主题轮流服务，于是，个体的内驱力被完全抽离，沦为单薄的影像化符号，时代的痛感也消失在了风中。

《我的朋友安德烈》的类型融合与双线叙事同样拧巴，它将公路片模板与东北地域叙事嫁接在了一起，但二者显然不兼容。占据大量戏份但信息密度极低的公路戏，使《我的朋友安德烈》比《飞行家》更为真空。影片将生离死别、童年创伤、时代悲歌、价值对撞等议题一股脑抛到了观众面前，但却对“一切因何而起”着墨甚少，主角李默的个人救赎之旅，也因此成了一场盛大但难以被深度共情的自我感动。

原作中，安德烈是一位极具悲剧色彩的理想主义者，他的陨落本应极具张力，但因为《我的朋友安德烈》在改编中将大量戏份给了李默这一在妥协下成长的普通人，安德烈的主体性被大大削弱，这也让原作中的残酷青春染上了几分青春伤痛文学的意味。同时，当复杂的时代背景和结构性矛盾被一笔带过，核心议题诠释全系于“友情”二字上，影片的情感表达也变得更为失真。

《飞行家》和《我的朋友安德烈》上映后，外界开始感慨“双雪涛的电影改编就停在这里吧，别再折磨大家了”。回头来看，双雪涛作品的文学价值是有目共睹的，《我的朋友安德烈》中，无论是安德烈从“天才”到“疯子”的沉沦，还是一对好友的挣扎向上与挣扎下沉，都令人痛心。《飞行家》原作不如《我的朋友安德烈》尖锐，但那个在历史齿轮下挣扎求存的梦想家形象无疑是血肉饱满的。

总体而言，两部影片都试图通过类型化包装，在作者表达和电影改编中找到平衡，并在东北伤痕文学的根基上找到贴近进大众商业片的叙事逻辑，但就结果来看，都称不上成功，也双双走向了文学性消失与电影表达断裂的改编境地。

大银幕上消失的“微观真诚”

在《飞行家》和《我的朋友安德烈》后，或许也可以下一个暴论，那就是当下东北文学与大银幕的契合度并没有想象中高，诚然，这一赛道是有王牌级作品的，如《钢的琴》《白日焰火》。其中《钢的琴》以一种举重若轻的姿态，在喜剧叙事框架下完成了东北伤痕文学的创造性转化，将宏大的时代议题与具象的“父爱”及“尊严”等微观议题丝滑融合。

但《钢的琴》《白日焰火》等真正称得上成功的东北电影，距今都已经很久了，近几年，关注度相对较高的东北电影《吉祥如意》《平原上的火焰》中，《吉祥如意》口碑尚佳但票房并不理想。和《飞行家》《我的朋友安德烈》一样改编自双雪涛小说的《平原上的火焰》，则是票房口碑双失利，但同时，剧版《平原上的摩西》倒是拿到了7.6的豆瓣评分。

回头来看，过去几年东北电影的产量并不高，东北影视的主阵地是剧集领域，且代表案例众多，除了外界耳熟能详的大爆款《漫长的季节》《人世间》，《无证之罪》《胆小鬼》《立功·东北旧事》《平原上的摩西》等东北剧集口碑都是过关的。其中悬疑题材作品占比最高，毕竟东北叙事与悬疑类型有着天然契合度，就如导演吕行所言：“东北的冷，本身就是悬疑的底色。”

东北近三十年的社会变迁涉及国企改制、下岗潮、身份迷失、时代阵痛等多层次议题，需要足够篇幅展开人物群像与历史纵深，剧集的叙事容量无疑更适合展现时代全景，这从《漫长的季节》《平原上的摩西》等剧集都可以看出，即通过多重线索、慢节奏叙事等细腻呈现时代与个体的互动。但受时长限制，电影很容易面临情节压缩、情感铺垫不足等问题。

可以说，东北这片土地上的生命力是极其旺盛的，它更适合被娓娓道来。大爆款《漫长的季节》刚开播时曾被吐槽节奏缓慢，但在一幕幕琐碎的生活化镜头里，主角王响这个集体荣誉感极强、大男子主义、性格风风火火的小市民形象真实生动地立住了，这是生命力的具象化体现，也为后续人物命运走向崩坏打下了牢固根基。

在叙事细水长流的剧集里，创作者更容易将文学气质转化为镜头语言，找到与大众情感的接口，让观众看到“微观的真诚”，从而真正走进时代。但电影稍有不慎，就容易陷入地域符号的堆砌之中，《飞行家》和《我的朋友安德烈》《平原上的火焰》皆是如此，最终都走向了节奏掌控失衡、角色塑造苍白、东北地域叙事沦为背景板、情感无法落地的境地。

《漫长的季节》文学策划班宇曾道：“东北的故事不是奇观，而是千万普通人的呼吸。”但某种程度上，多数电影要的就是“不普通”。观众观影需要一次性支付时间与金钱成本，因此在娱乐、刺激、视觉震撼等维度对获得感的期待也更高，这都让不少电影创作者走上了追求奇观与观赏性之路，更难实现外在表达形式与内在精神内核的平衡。

新一代东北电影仍在寻路

如今，《飞行家》和《我的朋友安德烈》表现双双低于预期，或多或少也让不少观众对重复性的东北叙事产生了不耐烦。看上去，独属于东北的年代情绪似乎快被压榨干净了，毕竟去年东北剧集的表现也较为两极分化，去年年底播出的东北年代轻喜剧《老舅》口碑就不理想，不过聚焦东北抗联历史的《归队》评分倒是不错。

不难看出，在当下的影视市场，观众对东北影视作品的需求正在快速迭代，比如反映在剧集市场，是观众迫切需要看到全新的切入视角。虽然《老舅》《归队》都在寻找新的切入视角，但《归队》的叙事最稳当，视角也新得最彻底，以东北抗联十四年艰苦抗战历程为大背景，走出了东北影视的两大舒适区，即悬疑剧和家庭剧。

当东北影视从小众走向大众，“东北”也从一个创作题材变成了一个需要极高完成度的创作类型，这是不分电影和剧集的。更进一步讲，剧集对东北题材的反复深耕，已经无限拔高了东北电影的创作难度，《飞行家》和《我的朋友安德烈》中的“东北印象”难以打动人，原因便在于此。

无论是两部影片中反复出现的厂房、雪地、筒子楼、烧烤等物理意象，还是相同的冷峻底色，都已经在东北剧集中被数次复用，形成了审美定式，这些“东北景观”已经很难轻易触动人心。同时，近几年一部部高质量的东北剧集，已经让观众对“东北文艺复兴”的期待从单纯的地域怀旧，升级为了对强叙事、深人性、新视角的全方位要求。

这一背景下，新的东北影视作品需要对外展示“东北”这一影视文化符号中，还能提炼出哪些更独特、更深刻的时代思考和人性微光。比如《漫长的季节》里，观众看到的王响就不是被标签化的下岗工人，而是在特殊时代进程中，被骄傲、固执、愧疚折磨一生，最终完成自我和解的具象个体。

说到底，《飞行家》《我的朋友安德烈》《老舅》等东北影视作品中的情节和角色被人诟病的真正原因，在于它们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地域叙事套路依赖和基于集体记忆的创作“偷懒”。《飞行家》中的李明奇就是代表案例，他的痛苦和挣扎更多是集体命运的刻板化呈现，仅是在贩卖情怀，人性挖掘深度远不达标。

如今，说东北影视已经过时显然为时尚早，但东北影视走过了陌生化、悲情化的地域奇观窥探阶段，从“景观消费”转为了“价值消费”是客观事实，即观众需要新的叙事手法、类型融合与年轻视角来深层对话东北故事与东北精神。《漫长的季节》《人世间》等作品的成功，更是将东北影视实现“价值消费”的难度大大抬升，在此背景下，东北新剧创新难，东北电影要成功更难。

受体量限制，电影改编必然要对文学原作或时代议题“做减法”，同时还要在大银幕上满足观众对东北影视作品不断攀升的情感阈值，这本身就是最难解的附加题。在《钢的琴》《白日焰火》等影片之后，以《飞行家》《我的朋友安德烈》为代表的新一批东北电影，显然还在寻路区别于剧集，独属于电影自身的、与观众直接对话的情感语法。

镜象娱乐（ID：jingxiangyuler）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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