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黑灰产”指的是围绕金融业务展开、旨在牟取不正当利益的产业活动，常见形式包括金融诈骗等非法犯罪手段，不仅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更直接侵害民众财产安全。从表现形式上看，虽然金融“黑灰产”分支复杂且花样繁多，但大致可将其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以非法代理维权为代表的敲诈勒索类金融黑灰产；二是以职业背债人、退保及理赔骗局等为代表的诈骗类金融黑灰产；三是以不法贷款中介为代表的不法经营类金融黑灰产。

从运作状况看，金融“黑灰产”已呈现出十分明显的三大特点。一是产业化与职业化，从虚假广告投放到引流获客，再到提供对抗教程，乃至伪造证明和代为谈判，俨然形成了一个完整链条；二是平台化与批量化，主要利用短视频、社交平台（如抖音、小红书）引流，用诱惑性话术广泛招揽客户，进而精心策划个性化方案，继而开展一对一沟通；三是网络化与隐形化，主要通过网络活动，且以各种名义活跃于各种公共与个人线上平台，为了逃避监管也不断变换阵地，而在线下，不少又披着合法机构的外衣。

2025年6月起，公安部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起了集群打击行动，短短半年不到的时间立案查处犯罪案件1500余起，打掉职业化犯罪团伙200余个，涉案金额累计接近300亿元。

然而，由于犯罪手法的不断翻新，同时其还可利用技术进行伪装，且呈现跨境趋势，辨识金融“黑灰产”行为难度也在提升；不仅如此，犯罪分子常以“法律咨询”为幌子，打法律“擦边球”，民事、行政、刑事行为交织，也增添了金融“黑灰产”的司法定性难度；另外，因为金融“黑灰产”主要依赖线上点对点沟通，传播链条隐蔽，不易对其进行信息跟踪的同时，源头遏制的难度也不小。正因如此，整治金融“黑灰产”，必须将打击工作常态化，同时构建起多层次、立体化的集群打击与防范体系。

首先，完善法律体系，明确“黑灰产”的认定标准与处罚依据。一是将伪造免费旅游、医疗票据的骗保以及恶意投诉勒索等行为纳入刑法打击范畴，提高刑期与罚款标准；二是针对“代理维权”“反催收”等灰色地带，出台司法解释细化适用情形；三是推动建立“黑名单”制度，对参与“黑灰产”的个人与企业实施行业联合惩戒，限制其金融服务、市场准入等权益，形成“一处违法、处处受限”的多维约束态势。

其次，构建跨部门、跨区域的协同治理网络。从国家层面看，已建立起“公安机关+金融监管”的联合执法矩阵，接下来要在策略上强调“靶向清理”和“打深打透”，实现对犯罪的信息链、资金链、技术链和人员链等每一链条部位的精准打击，同时，治理协同不仅仅指金融监管部门与公安机关的合作，还包括市场监管、网信、司法等部门的联动，并且行业协会也要参与到合作体系中来，进而构建出“公安+监管+金融机构+行业协会”的数据共享、联合研判与群体阻击的协同作战体系。

再次，突出源头治理，全方位压实主体责任。一方面，督促金融机构完善内部合规制度与优化投诉甄别机制，减少与封闭式业务漏洞；另一方面，明确网络平台对入驻主体的资质核验、信息发布、风险事件处置等全流程管控义务，避免责任悬空，有效阻断金融“黑灰产”的互联网传播渠道；不仅如此，对于失职金融机构与运营平台，监管部门须从法人和自然人层面进行追责与处罚。

第四，运用科技赋能构建“数智化”的集合防线。无论是金融机构还是网络平台，都应积极架构与持续升级智能化风控模型，利用AI模型、自动化人脸识别、大数据等技术，实现对“黑灰产”活动的精准识别与有效预警，当然，针对金融“黑灰产”的防控系统不应是孤立的技术堆砌，而是将交易监控、敏感识别、图计算与案例分析等模块深度集成为“一体化决策平台”，在部门、机构、平台之间共享与共用，形成全流程的智能化闭环。

最后，加强宣传教育，提升公众金融素养。一方面，通过最新媒体、街道与社区自治组织以及老年协会等群众性载体，持续加强对公众的金融知识教育与普及，在此基础上，借助案例曝光等途径揭露“代理维权”“免息协商”“全额退保”等话术的诈骗本质，提升民众的风险隔离与自我警惕意识；另一方面，优化金融纠纷多元化化解机制，畅通金融纠纷调解渠道，引导消费者通过协商、调解、监管投诉、司法诉讼等合法途径维权，将风险化解在源头。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