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AI）的快速发展和落地，这项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渗透进我们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回想起来，仿佛就在几年前，公众舆论还在调侃AI不过是刻板和笨拙的“人工智障”，如今我们却亲手开启了充满不确定性的潘多拉魔盒——有些人将AI视为提升效率的生产力工具，有些人却如同获得了一把趁手且威力巨大的“双刃剑”。从AI一键生成的虚假“色情内容”，到直播间里利用AI拟声和换脸进行的升级版诈骗，再到深度伪造技术炮制的“熟人”骗局，种种乱象层出不穷。深度伪造、数据滥用、版权侵权等技术的误用与滥用，不仅侵害了用户和网民的个人权益，也给正常的信息传播秩序与市场良性竞争带来了严峻挑战。

在今天的互联网生态中，几乎无人能够过上完全脱离AI的生活。打开搜索引擎，排在最前面的往往是AI对搜索词条的智能总结与回答；刷短视频时，营销号为了规避版权问题，频繁在原创视频中间插入AI生成的动画与语音，将一个原本流畅的叙事切割得支离破碎；购物平台上，AI生成的商品图与实物图真假难辨，令人困扰。当AI应用变得无处不在，甚至成为某些领域的“标配”时，人类应该如何与之相处，找到“适配”之道？

图灵奖得主杰弗里·辛顿曾在演讲中警示，人类必须对AI保持足够的警觉。他将人类与AI的关系，比作饲养一只幼虎——老虎长大后可能轻易超越人类，而人类却没有将其轻易摆脱或消除的选项。人类若想在未来生存下去，就必须找到有效“训练”AI的方法。AI究竟是生产力工具还是伤人的武器，就目前看来，关键在于使用者背后的意图。正如有网友调侃的那样：“缺德的从来不是AI，是人。”因此，想要提升人类在AI时代的“适配”能力，核心在于“管好人”。

“管好人”离不开平台方的守土有责。作为信息传播的重要媒介，平台可谓是第一道“看门人”。自今年9月1日起，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部门制定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要求所有AI生成的文字、图片、视频等内容都需“亮明身份”，通过添加标识明确其来源与真实性。在明确AI生成内容标识责任上，可实行“内容生产者负首责、平台把好关、第三方可核验”的分层管理机制：上传者首先进行自我声明与嵌入“数字水印”；平台在分发前应进行自动识别与抽检复核；行业组织与权利人可通过取证接口进行外部核验。让AI生成内容“可见、可检、可追”，从而进一步整治利用AI技术进行的违法侵权行为。

“管好人”也离不开法治的有力保障。AI滥用乱象的直接制造者无疑是首要责任人，应当对其违法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如果其行为侵犯他人肖像权、名誉权等民事权益，还需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对于在网络平台上传播的AI深度伪造信息，平台经营者若未尽到合理的审核与监管义务，也需承担相应责任。明知是深度伪造信息仍进行转发、传播的用户，根据其主观状态和具体行为，可能构成共同侵权，承担相应法律责任。面对AI深度伪造技术的快速发展，法律法规需及时跟进与创新，明确深度伪造行为的法律定性、量罪标准，细化相关罪名的适用情形，填补现有法律空白，从而有效遏制AI滥用犯罪的滋生与蔓延，守护公众在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

“管好人”还需要对开源模型和应用设置合规的义务与责任。AI伦理本质上仍然是人的伦理，既涵盖使用者，也包括设计者和开发者。必须明确禁止将人工智能技术用于高风险、高危害场景。例如，利用深度伪造技术实施电信诈骗或政治诽谤、批量生成与传播色情暴力内容、伪造学术论文或考试答案，以及针对未成年人进行诱导性营销或行为操控等。应推动将AI伦理转化为可量化、可执行、可验证的技术标准与制度安排。通过设定安全技术底线，提高作恶成本，令其远高于合规成本，才能将潜在的作恶者有效阻挡在整个技术生态之外。

人类与AI“共生”是一个不断动态“适配”的过程，这让我想起《黑客帝国》中的经典场景：反抗军领袖墨菲斯向主角尼奥提供了红色药丸和蓝色药丸。选择红色，就能从舒适的虚拟梦境中醒来，虽然获得直面现实的自由，但也必须面对一个残酷的真实世界；选择蓝色，则能继续活在由机器精心编制的、舒适却虚假的梦境里。在电影中，尼欧吞下了红色药丸，完成了“觉醒”。现实中，人类也不能对由AI编织的、满足私人定制的“蓝色药丸”上瘾。唯有通过监管部门、平台企业、行业组织与广大用户的多方联动、协同共治，综合运用技术手段、法律法规与准入标准，才能共同筑牢防线，避免对AI技术产生过度依赖，防止其遭到违法滥用，从而实现与AI的良性互动，在这场“共生”的旅程中不断找到并强化我们的“适配”能力。

上游新闻评论员 康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