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读者曾提出这样的疑问：当人生遭遇困境与挫折时，到底该如何坚持走下去？对此，我的回答只有三个字——“我愿意”。这句话看似简单，却蕴含着强大的力量，它代表着基于价值观的清醒选择，让人在面对重重困难时依然能够保持内心的坚定。

人生中有三件事充满不确定性，无人能够准确预测。其一是终身的收入。无论当下如何拼搏，我们都无法确切知晓自己一生究竟能挣到多少钱。其二是人生的苦乐。人们常常追求幸福，可现实却是，许多看似美满的婚姻，最终却走向了分离的结局。其三是生命的终结。没有人能预料到自己会在何时、以何种方式离开这个世界。这三件事，涉及利害、苦乐与生死，让无数人身陷焦虑的漩涡。

这种焦虑使人们在面对难题时，往往陷入瞻前顾后、犹豫不决的境地。他们不断在各种选择间徘徊，每做一个决定，又可能因后续发展而后悔不已，如同来回拉动的抽匣，导致情况愈发糟糕。而“我愿意”这种价值导向的选择，恰恰能帮助人们摆脱这种困境。当我们依据自己的价值观做出抉择后，面对艰难和挫折时，便不再轻易焦虑和后悔，而是能够坚定地走下去。

回顾历史，释迦牟尼本是王子，享受着尊贵的王室生活，但他却毅然舍弃这一切，选择出家修行。他所经历的苦修，并非被迫，而是源于内心深处的“我愿意”。在当今社会，也有许多企业家即便年过六旬、七旬，早已到了退休的年纪，却依然充满激情地继续奋斗。尽管折腾的过程充满疲惫与辛苦，但他们依然乐在其中，因为这是他们心甘情愿去做的事。

以房地产行业为例，“911事件”后，纽约世贸中心开始重建，我所在的企业参与了这项工作，在一号楼顶层开发运营了“中国中心”。之后，又在台北阳明山上开发了“万通台北2011”。这两个项目，从赚钱的角度来看并不理想，过程曲折且收益有限。若将同样的资金、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中国大陆的其他城市，或许能获得更丰厚的利润。然而，我依然选择参与这些项目，因为内心秉持着“我愿意”的信念，希望通过这些项目，为促进中美交流以及两岸交流贡献一份力量。

这种选择背后，体现的是一种价值观——“追求理想，顺便赚钱”。当然，这句话有一个潜在前提，那就是“必须赚钱”。毕竟，理想需要物质基础来支撑，如果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保障，追求理想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在追求理想的同时，也要确保能够生存下去。在此基础之上，按照价值观来进行判断和选择，便有了“守正出奇”的理念。

“守正”，意味着坚持原则、规范、正道，秉持道德，认真经营企业，依法依规、清清白白地做事。而“出奇”，则是在必要时进行变通。在过去“野蛮生长”的年代，企业若完全不懂变通，很难生存下去，因此偶尔的变通是必要的。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我国已经建立起了法制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市场经济体系和制度。在这样的环境下，做生意就需要坚持“守正”，减少变通。

观察许多民营企业的遭遇，不难发现，很多问题都源于过度的变通。当事务办不下来时，一些企业选择找人、送礼、请客吃饭等方式来“解决问题”；当事务办理进度缓慢时，又重复同样的操作来加快进度。中式餐厅里的包房众多，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满足这种拉关系、搞变通的需求。从短期来看，这种操作或许能带来一定的便利，但潜在的成本和风险却极高，出事的概率也大大增加。

因此，我选择坚持“守正”，不办不能办的事，不追求只能缓办的事。不找领导，不请客吃饭，依法依规地开展业务。即便这样会少挣一些钱，也在所不惜。毕竟，人生中能挣多少钱本就难以计算，而且从长远的50年、100年的尺度衡量，这些钱或许并不那么重要。就像清代的广州十三行，首富伍秉鉴曾号称“富可敌国”，甚至被一些研究者称为19世纪上半叶的“全球首富”，但一百多年过去，如今知道他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他的财富也早已消散。

正因为秉持这样的价值观，我在多年的生意中，很少因为钱的事情而郁闷。在公司里，一直坚持“先算是非，后算得失”的原则。做事之前，先判断这件事情是否正确，是否符合价值观。如此一来，即便做一辈子生意，也不会轻易出事。因为钱分为善款、利润和赃款，利润中性，善款为好，赃款为坏。要保证利润不转化为赃款，就必须先算是非，后算得失，用价值观来指导行动。

正因为秉持这样的价值观，我才会参与纽约和中国台北的项目。即便赚得不多，甚至出现亏损，但只要这个损失在承受范围内，就不会后悔。这就如同小说中常见的为爱私奔情节，私奔的双方之所以愿意，是因为内心的情感驱使，别人干预得越厉害，他们反而越坚定。因为愿意，即便颠沛流离，也能感受到爱情的甜蜜；即便寒窗苦守，也能体会到幸福的滋味；即便生死与共，也能感受到长情的温暖。反之，如果不愿意，再光鲜的生活，也不过是凑合罢了。

人生在世，就该活出一个“我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