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ll、Nature、Science 封面文章

撰文｜周大鹏（同济大学教育部病原体与宿主相互作用重点实验室）‍

近年来，中国生物医学基础研究确实取得了显著进步，但若要断言其已达到建国后若干标志性成果的高度，或许尚需时日。张学敏院士在同济大学高等讲堂中提及的几项成就，至今仍被视为难以逾越的标杆：人工合成胰岛素、青蒿素发现、糖丸疫苗研制、全反式维甲酸联合三氧化二砷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以及血吸虫病的有效防控。这些成果，每一项都是无可争议的硬核实力。

反观当下，CNS（Cell、Nature、Science）等顶级期刊论文，在纳米技术、结构生物学、代谢研究、有机化学等某些领域，常常被过度宣传甚至夸大其词。值得注意的是，CNS发文量正呈现出明显的“通货膨胀”趋势，即便手握数篇顶刊文章，也未必能顺利获得教职岗位。

2026年5月以来的科学风暴，进一步揭露了一个残酷现实：只有那些被写入教科书、成功转化为产品，或经得起法律责任考验的临床试验数据，才具有真正价值。顶刊发表的光环正在褪色，公信力持续下滑。若深入剖析顶刊论文的实验设计逻辑，便不难理解为何生物医学领域成为造假问题的高发区。

在Cell创刊之前，Nature与Science的地位与各学科旗舰期刊相近，均强调核心创新点与实验数据的可靠性。Cell问世后，开创了长篇叙事风格，直接推动了Nature与Science的改版方向，对“研究深度”与“工作完整性”的追求日益强化。然而，绝大多数CNS文章与诺贝尔奖几乎无缘，但凡具备一定科学素养的人，都能一眼判断出哪些研究根本不可能问鼎诺奖。

更有趣的是，有期刊编辑研究指出[1]，1989年至2019年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科学家，约有一半人的获奖成果并未发表在CNS期刊上。换言之，CNS在审稿过程中遗漏了半数“从0到1”的原创发现。过去三十年间，中国CNS论文数量激增，但至今未有文章具备真正冲击诺贝尔奖的实力。曾被认为有希望的成果，也随着评奖标准日益严苛而难度陡增。更关键的是，这些CNS论文是否催生了同类首创的创新药物？答案是否定的，甚至连向全球药企巨头出售的所谓“青苗”也未曾出现。

事实上，中国学者在Nature与Science上发表论文的历史并不短暂。以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为例，张昌绍教授在抗战期间坚持实验，在Science上发表了关于疟疾化学药物治疗的研究成果，堪称学科创始人之一。后来，屠呦呦先生正是在这一领域摘得诺贝尔奖桂冠。

然而，过去二十年CNS论文的井喷式增长，并未带来诺贝尔奖的突破，这确实令人遗憾。究其根源，核心在于系统论层面的问题——学科之间缺乏深度交流与协同合作。尽管更普遍的观点认为，问题出在科研人员精神境界不足、不敢挑战“从0到1”的原创性研究，甚至对冒险性课题抱有极端排斥态度。

从方法论视角审视，CNS文章追求的是“有深度”“有完整性”的多层次实验展示。但在生物实验中，活细胞培养与动物健康状态受多种参数干扰，想要让所有实验数据完美契合研究假说，难度极大，甚至近乎不可能。这种压力容易导致学生在崩溃中编造数据。

因此，不少科研人员支持诺贝尔奖得主Randy Schekman的倡议——尽快发布预印本，只要主要创新点与关键实验达到较高重复性，就立即公开。原因很简单：不发表，就可能被其他百人级别的课题组抢先；而硬撑着将经不起推敲的大批数据投往CNS，一旦被揭穿，学术声誉将遭受毁灭性打击。在诺奖评委这类具有极高精神洁癖的群体看来，学术丑闻无疑是灾难性的。

近年来中国CNS论文的井喷，早期多为短平快的结构解析工作。真正像发明冷冻电镜那样能冲击诺贝尔奖的成果，国内尚缺乏搭建类似高端光刻机级别的技术平台。在巨额投入之后，中国生物医学界开始尝试掌握复杂多层次系统，尤其是那些稳定性差、易受多种参数干扰的研究体系。然而，对于形形色色声称的“原创靶点”“原创药物”“原创设计”，仍缺乏后续患者临床试验的有效验证与反复推敲。

希望近两年兴起的国际医药巨头BD合作，也能推动对中国学术界发表成果的严格遴选。量力而行，若暂时无法驾驭那些危险反噬的复杂多层次系统，不妨先发布预印本，在学科期刊上一篇一篇地稳步发表，等待机遇，水到渠成。

科学界公认，基础科研中具体的“从0到1”发现，本质上无法通过规划实现。国家的重视，也只能在平台建设与制度监督层面发力。我们正步入自下而上科学创新型社会的关键分水岭，人工智能助力学术监督，注定将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1] 孙昌朋,林萍,陈望忠,et al.国际重大创新性论文的发表倾向分析——以1989—201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论文为例[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20, 31(12):1495-1500.DOI:10.11946/cjstp.202003250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