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光明日报

从《国色芳华》的接演说起。演员杨紫最初担心自己演不像，因为何惟芳是唐代洛阳的种花人，而她连牡丹何时分根、何时剪枝都不了解。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中写道：“大抵洛人家家有花，而少大树者，盖其不接则不佳。”不接则不佳——姚黄、魏紫这些名动天下的洛阳牡丹，没有一株是天生的，都是花工在老根上一代一代嫁接培育出来的。这句话，说的不只是种花，更道出了手艺传承与创新的精髓。

唐代人爱牡丹，爱到“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但唐代人不只赏花，更钻研花的栽培技艺。张帐幕遮阴，编笆篱挡风，洒水封泥保墒……千年前的移栽之法条条在理，彰显了古人的智慧。到了宋代，洛阳的接花工人已自成一业。手艺最著者称“门园子”，富贵人家争相延请，“姚黄一接头直钱五千”，秋天立契，来春见花付钱。一朵牡丹的背后，是一门代代精进的手艺，更是一个以技艺立身的传统行当。

《国色芳华》里有一场戏：何惟芳在荒山寻到野生牡丹，剪下枝条，回来扦插培植。拍摄时只觉得是剧情，深入了解后才咂摸出其中的分量。剧中人做的，正是书本里花工们做了上千年的事——在老根上，接新枝。剧里她还把牡丹做成香粉、药妆，这也并非虚构。牡丹入药的历史远早于观赏用途，张仲景的方剂里就有用到丹皮。一朵花在中国人手里，先是药，后是花，再是香粉、花馔，身份一直在流转，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多元应用。

《家业》中的李祯，同样印证了这条路径。徽墨的家世，本身就始于一次“嫁接”：唐末战乱，易水制墨世家奚氏父子南迁歙州，北方的制墨之术，接在了皖南的水土上，完成了南北技艺的融合。南唐后主爱其墨，赐国姓、授墨务官，世有“黄金易得，李墨难求”之誉。此后千年，这门手艺每逢绝境便自寻新枝：北宋松林砍伐殆尽，制墨人改烧桐油取烟，烟料一变，徽墨反而愈发精良；明代墨家又把墨做成了艺术，《程氏墨苑》收墨式五百二十式，其中竟有利玛窦赠送的西洋版画图案。最讲规矩的行当，墨谱里却藏着一场中西文化的相遇。行话说“轻胶十万杵”。杵数不能少，是守；烟料、纹样、用场代代在变，是新。守住的是“丰肌腻理，光泽如漆”的品质，放开的是形态的边界。

花史与墨史，让人们对“传承”二字有了不同于从前的理解。读史、演戏之后可以体会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并非今天给传统外加的任务，而是传统自身一以贯之的存续方式。洛阳的花工接花时在做这件事，徽州的墨工改烧桐油取烟时也在做这件事。所谓文脉不断，不是同一件东西传了千年，而是同一种功夫传了千年。每一代人都在老根上，接出自己时代的新枝，这正是非遗传承的生动写照。

影视剧，正可以做今天的“接花人”。它能把古籍里的记载、博物馆里的器物，转译成观众能够共情的人和故事。《国色芳华》的千余套服饰依据唐代绘画与文物考据而来，妆面上的花钿、面靥对照《簪花仕女图》的样式；一场大婚戏，复原了沃盥、同牢、却扇、合卺的唐代礼制。《家业》则把点烟、和料、杵捣、晾墨、描金的工序一一呈现在镜头前，让观众直观感受徽墨制作技艺的魅力。晾墨以月计，大墨经年，观众先是心疼李祯的命运，继而记住了她手上的手艺。人物在前，文化在后；情感先行，认知随之。许多观众通过这些故事“看见”了古籍里的中国，也让传统文化在年轻群体中焕发新生。

屏幕之外的回响印证了这条路走得通。这两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穿着襦裙走进洛阳的春天，体验牡丹文化；《家业》播出后，不少观众专程去徽州访墨坊、看鱼灯，海外的观众也开始搜索“徽墨”二字，了解中国非遗技艺。没有人组织他们，是故事把他们送到了文化面前，这就是影视文化传播的力量。

回头看，最初了解那些资料，只是怕演得不像；读进去才明白，做功课不是为了“像”，是为了“接”。把前人的手艺接到自己手上，再借着角色，递到观众眼前。表演也是一门手艺，也讲接续：守住下笨功夫的本分，再在表达上发一点新枝。“不接则不佳”，不只是种牡丹的法门，更是文化传承的至理。文脉如老根，深藏在过往与技艺之中；每一代人的分内事，是俯下身去，在老根上接一枝属于自己时代的新花。

《光明日报》（2026年07月29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