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23日，四年一度的国际数学家大会在费城开幕，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菲尔兹奖正式揭晓。

四位获奖者分别是邓煜（Yu Deng）、John Pardon、Jacob Tsimerman、王虹（Hong Wang）。其中，中国数学家邓煜、王虹双双上榜。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拿下菲尔兹奖，而且一来就是“双响”。

消息传来，庆贺之余，有些声音却显得刺耳——有人质疑“两人在国外工作，能算‘中国数学家’吗？”甚至有人声称“与我们无关，大概率在国外不回来”。

必须指出的是，王虹和邓煜就是中国数学家，中国人为他们的成就感到骄傲。至于回国与否，理应尊重他们个人的意愿，最好能让他们继续在适宜开展研究的环境里工作。

这种质疑的逻辑其实很简单：人在哪里工作，就算哪里的人。按这个逻辑推演下去，“中国数学家”这个身份就成了地理坐标的附庸，只有身在国境线以内才算数。

与其说这是所谓的“爱国主义”，不如说是一种深层的自卑。这种简单的逻辑，往往忽略了另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早已有众多荣誉等身的外籍学者加入中国机构。

考切尔·比尔卡尔（Caucher Birkar），2018年菲尔兹奖得主，2024年全职加入清华大学丘成桐数学科学中心，202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图源：清华大学

埃菲·杰曼诺夫（Efim Zelmanov），1994年菲尔兹奖得主，2024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同年受聘为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

图源：南方科技大学

还有2025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奥马尔·亚吉（Omar M. Yaghi）于2026年全职加盟清华大学、200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巴里·马歇尔（Barry J. Marshall）于2024年全职成为深圳大学讲席教授、198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哈特穆特·米歇尔（Hartmut Michel）于2026年全职加盟吉林大学等等。按照某些人的说法，这些外籍科学家是不是也该被算作“中国科学家”？显然荒谬。

既然如此，为什么反向操作，把王虹和邓煜在海外工作，当作他们“不算中国数学家”的证据？

科学成就的归属，从来不是由一纸签证或工作地点来简单定义的。人才的全球流动是科学界由来已久的常态，也是推动知识进步的重要力量。

今年的菲尔兹奖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本次共同获奖的美籍数学家约翰·帕登（John Pardon），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就读期间系统学习过中文，并作为普林斯顿辩论队成员获得国际中文辩论赛非母语组冠军。2011年，他还用中文名“白洁文/白杰文”参加了“汉语桥”比赛，甚至敢于挑战单田芳评书《说唐后传》。

图源：中国新闻网

本届菲尔兹奖得主中，能说汉语的就有3个人。美国数学家可以因为兴趣学习中文，中国数学家也可以在海外做数学研究——知识交流从来不是单向流动。

强调全球交流，并不意味着培养人才的土壤会被遗忘。一个科学家可能在一个国家接受基础教育，在另一个国家完成学术训练，在世界各地开展研究合作，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应被孤立地割裂。

据新京报报道，资料显示，王虹和邓煜都在中国完成了基础教育。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讲席教授田刚表示，两人曾提到北大数学为他们打下了数学基础，有助于他们后来进入数学前沿领域。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北大数学在人才培养方面已经形成了行之有效的做法，有活跃浓厚的学术环境。田刚在2011年春季开设的Morse理论课程，包括王虹在内的很多学生都参加了。

王虹和邓煜的成就，不仅属于他们个人，也是中国数学教育和人才培养长期积累的成果。

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他们必须回到中国工作。这件事本身就不该被反复追问。每一次将海外学者的成就导向“何时回国”，都隐含着一个判断：留在海外是一种亏欠，归国才是一种偿还。

倘若这种道德绑架的影响愈演愈烈，那么回国的性质都可能被异化成“表态”而非“选择”。再往深里想，一个动辄追问“何时归”的环境，如何让全球人才相信这里来去自由？

顶尖数学研究需要的是对短期指标的免疫力、稳定而长期的经费支持，以及自由活跃的学术共同体、与国际前沿无缝衔接的交流通道。

真正的爱国，不是把科学家拽回某个地理范围，而是建设一个足够好的学术环境，让优秀人才愿意留下，也让他们无论身处何地，都能与自己的根保持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