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中工网）

上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虽已落幕，但外媒的持续关注，恰恰印证了一个重要事实：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每一步发展，都牵动着全球的神经。其中，大会核心议题之一——推动普惠发展、弥合智能鸿沟，精准击中了全球南方国家在AI治理中的痛点，尤其是数字弱势群体的困境。

当西方科技巨头和主要经济体在日内瓦的会议厅里，为AI伦理框架的细节争论不休时，南太平洋上的岛国们，却正站在人工智能时代的门槛外，承受着一种从“发展滞后”升格为“生存安全”的困境。这种数字鸿沟的加剧，正是全球AI治理需要正视的核心问题。

汤加的经历，就是最直观的注解。2022年1月，海底火山剧烈喷发，冲击波直接切断了该国唯一连接外界的海底光缆。一夜之间，这个十万人口的国家陷入全面“数字静默”。这不仅是通信中断，更是一种被时代抛弃的窒息感——亲友失联、求救受阻，数字基础设施的极端脆弱性暴露无遗，也让全球AI治理中的数字弱势群体问题凸显。

更深层的不平等，在于“参与权”。全球对话式人工智能的普及速度令人咋舌——有资料显示，达到10亿用户只用了2年，而互联网花了15年。但发展中国家的采用率，依然远远落后。在气候变化领域，太平洋岛国本是人工智能预测模型的重要应用场景，可那些来自硅谷或欧洲实验室的顶尖模型，恐怕连汤加附近的海底火山活动都预测不准——因为它们缺乏岛国特有的气象与地理数据训练。图瓦卢、基里巴斯等国的处境，令人深思：当人工智能开始辅助制定全球碳排放与气候移民政策时，谁会在训练数据里，为那些未来可能被淹没的环礁留一个位置？答案令人沮丧——由于缺乏本地算力、存储设备和数据科学家，这些国家不仅难以应用人工智能，更无力参与全球标准制定，只能被动接受技术强权输出的结果。这正是全球AI治理中亟待解决的“数字弱势群体”参与权缺失问题。

联合国数字与新兴技术特使阿曼迪普·吉尔曾强调：“人工智能的影响过于深远，不能由少数人来决定。我们需要一场全球性、包容性且基于证据的对话。”然而对太平洋岛国等数字弱势群体而言，他们首先要争取的，是这场对话的入场券。

面对这种分裂，中国方案显得务实而具有操作性。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建立全球统一协调的监管规则，并警告不能让发展中国家掉队，这与中国2023年发布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核心主张高度契合——倡导各国无论大小、强弱，都有平等发展和利用人工智能的权利，这为全球AI治理中的数字弱势群体提供了希望。

长期以来，中国通过“数字丝绸之路”的对接，已在太平洋岛国完成了多项数字基础设施合作，旨在弥合智能鸿沟。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中国企业承建的国家海底光缆系统于2020年提前完工，连接14个主要城市，大幅改善了当地互联网接入条件。此外，卫星应用、遥感监测等领域的合作也在探索中，为未来引入人工智能图像识别等工具奠定了基础。

更关键的是，中方代表在多个国际场合反复强调：人工智能应作为全球公共产品，惠及所有国家，尤其要关注数字弱势群体。在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之前，中国已牵头推动联合国通过“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算力、人才培训，以及农业、医疗、教育等领域的人工智能模型支持。这种从基建联通到能力共建的路径，正是中国方案有别于传统技术垄断的地方——它试图帮助太平洋岛国，在人工智能棋盘上，从“被定义的数据点”，转变为“能参与的棋手”。

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有一个核心伦理问题：我们如何对待那些最脆弱的数字弱势群体？太平洋岛国的困境，同样适用这一逻辑。真正的全球AI治理，不应沦为少数科技巨头与发达国家的“高端俱乐部”。如果规则制定完全无视那些身处气候危机最前线的数字弱势群体，那么再完美的算法，也将存在道德上的缺陷。

中国的路径提供了一种可能：通过“硬联通”（海底光缆、卫星）与“软赋能”（开源模型、标准共建）的结合，让人工智能与治理能力不再是强权的专利，而是惠及数字弱势群体的公共产品。太平洋岛国需要的，是平等参与的机会，以及能在技术浪潮中自主选择方向的权利。人工智能的伦理底线，说到底，不是看它如何服务于强者，而是看它如何对待那些最微弱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