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同时代友人在不同时期留下过对他的印象与评价。在这些记录中，巴金并非被供上神坛的文学大师，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鲜活人物：他会欢乐、会痛苦，也会陷入矛盾。

沈从文与巴金相交甚笃，两人在1949年后的命运截然不同。上世纪30年代，巴金根据北平见闻创作了《沉落》，对周作人这类知识分子有所影射。沈从文很为这位朋友担忧，认为巴金被两件事搅乱了心境：一是过于热衷阅读法国革命史，二是太容易被身边现象消耗情绪。前者加深了他的迷信，后者加剧了他的痛苦。他感情过于炽烈，当理性与感情对立时，往往是感情占据上风。

曹禺同样是巴金的挚友。他生前曾回忆：我怀念北平的三道门，你住的那间简陋小屋。那时我不过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无名大学生，是你读了我搁在抽屉里近一年的《雷雨》手稿，是你看出这个年轻人尚有可为，并促成了它的发表。你带我走进了文艺界，此后每部稿子都由你审阅、推荐。这件事我说了无数遍，然而总觉得说不尽，还要再说。因为识马不易，识人更难。

冰心称巴金为“最可爱可佩”的作家。为什么把“可爱”放在“可佩”前面？因为她爱他就像爱自己的亲弟弟一样。他的可佩之处，在于为人的真诚。文藻与我都认为，他最令人敬佩的，是对恋爱与婚姻态度上的严肃与专一。总之，他是一个热爱人类、热爱国家、热爱人民、一生追求光明的人，绝非为写作而写作的作家。冰心晚年曾对一位晚辈说：我写信给巴金，你干吗那么忧郁。我看他痛苦的时候也正是快乐的时候。

黄裳描绘过1949年以前巴金在上海的生活：巴金很少参与闲谈，总是一个人待在楼上工作。到了用餐或有客人来访时才叫他下来。他披着夹大衣，手拿一本小书，踏着有节奏的步子缓缓从楼上踱下来。从他那浮着微笑的面容、微醺般的神色中，可以看出阅读带给他的愉乐。巴金仿佛在我们身边，却又仿佛置身事外。我们像一群孩子围着他喧闹，只有当他像分发糖果一样递出新书时，他才是活泼、生动的。这“糖果”，正是他工作的出版社出版的新书。

萧乾称巴金为挚友、益友和畏友。他说：巴金的伟大，在于敢于否定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