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英国纺织工人的生活环境，常被视为污秽的代名词。然而，若将时钟拨回机械织布机尚未普及的18世纪，伦敦丝绸织工的生活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他们除了工作间，往往在城郊还拥有一间小凉亭和一小块花园。每逢周一，他们会在那里放鸽子或种植郁金香，享受悠闲时光。

随着技术进步，这些消遣悄然消失。人们开始怀念那个逝去的时代——不仅怀念掌握技能、熟练劳动后获得的闲暇，更怀念工作带来的尊严以及生活的秩序与体面。利兹大学学者约书亚·哈布古德-库特近日在《万古》杂志撰文指出，当今我们似乎也陷入同样的情绪。人工智能在各领域推行自动化，许多曾被视为“高级技能”的事物逐渐贬值。于是，人们从重现过时技能劳动的爱好中重新寻找复杂性和意义：木工、编织、钓鱼、收音机修理、家酿啤酒、手工织布、打字机修复、书法……这些手工制品、从零开始动手的过程、传统与民间工艺正日益受到追捧。哲学博士马修·克劳福德在美国一家智库工作五个月后，转身开设摩托车修理店，并将经历写成《摩托车修理店的未来工作哲学》，成为畅销书。他认为，技能性手工劳作能培养独特的思维方式，而办公室工作恰恰剥夺了这种机会。

那么，我们对“手搓”时代的这种怀旧，是否会固化为一种技术恐惧症，一种对社会变革的不信任，以及对回归“原样”的渴望？当我们痴迷于过去的技能和物品时，是否已经陷入抵制一切变革的、反动的卢德主义？

约书亚表示，我们并非第一批面对这些疑问的人。一个多世纪前的浪漫主义运动，本质上就是对工业革命的拒斥。约翰·拉斯金和威廉·莫里斯厌恶机械织布工厂及其带来的贫民窟，于是他们回望过去，将目光投向更古老的事物：中世纪工匠。

19世纪中叶，手工制作布料、书籍和挂毯的技艺迅速衰落。莫里斯投身于几项手艺的复兴，他真心希望人们能像中世纪工匠那样从事需要技艺的劳动：慢慢来，动手做，通过试验和犯错逐步提升技艺。莫里斯曾阐述装饰艺术的双重功能：“让人们在使用必须使用的东西时获得愉悦，这是装饰的一大功用；让人们在制作必须制作的东西时获得愉悦，这是装饰的另一大功用。”英国工艺美术运动最终引发了全球手工艺实践的复兴，从日本的民艺运动到芝加哥的草原学派，都深受其影响。

1877年末的一次演讲中，莫里斯提到“手工艺的神秘与奇妙被世人所公认”的日子，那时“所有手工艺人都是艺术家”。但随后，这种艺术变得沉重复杂，像纺织、打铁等手艺被分解，成为严肃的工业活动。艺术家们的生活被撕成“一场由希望与恐惧、欢乐与烦恼组成的漫长悲剧”。莫里斯认为，这个过程定义了“艺术的成长：像所有成长一样，它一度美好而丰饶；像所有丰饶的成长一样，它走向衰败；像所有曾丰饶之物的衰败一样，它将生长出新的东西”。

手工艺技能——这种用身体而不仅仅是大脑来打造物品并感受其变化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生命体验。卢梭在《爱弥儿》中主张，学徒制（即学习一门手艺或技能）应当成为儿童教育的核心部分。他明确将手艺与遗产联系起来：“耕耘你父辈的遗产！但如果你失去了那份遗产，或者从未拥有过，那该怎么办？就去学一门手艺！”

或许，现在正是莫里斯所说的“生长出新的东西”的时代。或许，我们完全可以将工作交给人工智能，而不必为此感到羞愧。毕竟，像达尔文、贝多芬、达利这些大师，每天工作时间并不长，仅四到五个小时。他们会花大量时间散步、午睡、放空，拥有悠长假期，却依然取得了巨大成功。莫里斯当时还坚信存在一种理想的工作，由四个目标驱动：休息的希望、生产有用之物的希望、在技能性活动中获得内在愉悦的希望，以及人人富足的希望。正如他们当时回望中世纪一样，在人工智能时代对工作和技艺感到困惑的我们，或许也能从回望中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