梨泰院事件过去近一个月：城市安全警示与智慧城市反思

距离韩国“梨泰院事件”发生，已将近一个月。最初的喧嚣讨论与愤怒情绪逐渐消散，而遇难者家属与伤者，仍在承受无尽的悲痛与哀伤，继续前行。

首先，为对该事件尚不了解的读者简要说明背景。2022年10月29日，韩国首尔龙山区梨泰院地区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大规模踩踏事故。当时，多达10万人——绝大多数为十几岁至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涌入狭窄的街道。当有人不慎摔倒后，引发了“群体崩溃”连锁反应，最终导致150余人不幸遇难。

这场灾难震惊全球。关于事故原因的深度分析文章众多，例如那篇广为流传的“五问”系列。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查阅，此处不再赘述。

今日旧事重提，是因为我们始终对接下来要探讨的两个核心关切——两大隐忧——难以释怀。

第一，该事件暴露了一个严峻的现实：发达国家及其城市化经验，似乎已不能再被奉为绝对标杆。美国、英国、日本、韩国的城市管理经验，因其城市化进程较早，长期被后发国家视为参考范例。例如，南非国际事务研究院曾发布报告指出，非洲国家日益认识到数字化的重要性，而韩国在智慧城市治理方面拥有丰富的知识与成功实践，未来可能达成技术合作。然而，“梨泰院事件”并非孤例。2021年11月5日，美国休斯顿Astroworld Festival音乐节吸引了约5万人参加，同样发生了大规模踩踏伤亡事故。休斯顿市长Sylvester Turner公开向八名遇难者家属表达了哀悼。这些现实都在警示我们：发达国家的大城市在面对大规模群体安全危机时，同样缺乏高效的应对策略。

（2021年11月6日休斯顿取消天文世界节的路牌）

第二，中国城市化率已突破60%，智慧城市与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推行也已持续多年。然而，对于踩踏、重大庆祝活动、节日聚会等突发事件，部分城市或城镇仍然只能依赖“人拉肩扛”、增加警力等传统方式应对。已落地的信息技术与智能手段，在交通管理、政务流程、市民服务等方面发挥了积极效用，但远未实现对所有碎片化、突发性场景的全面覆盖。如何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更有效地进行人群管理，已成为中国建设现代化智慧城市的必然要求。

正如刘易斯·芒福德所言：“城市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文化磁体和容器。”人们怀着向往聚集到城市，这已成为全球潮流。目前，中国城市人口已超过农村人口，迈入了“城市时代”，并以举世瞩目的速度创造了城市化奇迹。那么，已步入“智慧城市时代”的中国，能否提供一个由科技驱动城市自治、善治、协治的典范？

在得出结论之前，让我们先从“梨泰院事件”出发，探讨为何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也难以有效防范“人群崩溃”带来的群体安全危机。

风险城市：城市化进程中难以规避的困境

如果阅读过一些分析“梨泰院事件”或历史上踩踏事故的文章，您可能会得出一个明确结论：过度拥挤、无人管理、道路狭窄…… 这些确实是灾难的诱因。但如果仅停留在这一层面，对未来防范此类灾难的意义并不大。为什么这么说？

首先，聚集性风险具有普遍性。城市化的核心特征是高度聚集与强流动性。这意味着一旦遇到各类重大庆祝活动或节日，必然会引发人群聚集，从而带来较大的危害范围与治理难度。库哈斯在《癫狂的纽约——给曼哈顿补写的宣言》中写道：“曼哈顿的建筑是一种拥塞的开拓之范型，曼哈顿已产生自己的大都会都市主义——拥塞文化。”从这个角度看，城市生活天然伴随“拥塞风险”，需要更智慧的治理手段来加以降低。

其次，城市文化活动具有不可替代性。文化活动是城市形成多样化、差异化软实力的核心，也是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内华达州的火人节、日本东京大阪的花火大会、泰国清迈的水灯节、中国南京秦淮河畔的元宵灯会、上海外滩的灯光秀、韩国年轻娱乐文化的庆祝盛典，以及各类音乐节、动漫节……这些活动本身就是城市精神文明的体现，是吸引人们迁入城市的关键要素之一，难以完全取消。而大型活动要素复杂、风险多样，治理难度也相应更大。

此外，聚集性风险具有不可预测性，而防范手段往往滞后。既然明知在城市举办大型活动存在群体风险，那么通过事前防范、活动报备，能否减少踩踏风险？当然可以。但投入的成本通常极高。因为踩踏事故这类突发群体安全事件，常常具备不可预知性与瞬发性，任何一个细节的疏漏，都可能导致预案失效。

在城市突发公共事件的研究中，有学者提出了“社会燃烧理论”。其大意是：城市系统秩序从有序逐渐向无序变化，就像可燃物遇到了“点火物质”，在助燃剂的催化下爆发。而大型聚会本身很常见，通常不会造成严重安全事故。历史上的严重事故，往往由突如其来的“点火物质”引发。例如，1988年尼泊尔球场踩踏事件，起因是一场倾盆大雨；2003年美国芝加哥E2俱乐部踩踏事件导致21人死亡，起因是保安在制止斗殴时使用了气味刺鼻的辣椒喷剂，引发群体恐慌；2013年印度中央邦一座寺庙中，突然传来“桥梁即将倒塌”的谣言，人们在恐慌中四散奔逃，最终导致115人死亡。

换句话说，在风险真正成为现实、“点火物质”被触发之前，我们甚至难以确定风险究竟是什么，又何谈有效防范？因此，相关政策的优化，往往具有滞后性。例如，城市化较早的英国，1883年6月16日桑德兰市发生踩踏事件，导致183名儿童死亡。随后，英国议会通过法案，规定所有公共娱乐场所必须使用安全逃生门。然而，1989年4月，英国希尔斯堡球场惨案再次发生，96人被活活挤死。

更进一步看，当拥有预案后，人们反而更容易产生一种侥幸心理——认为这种灾难没有那么严重，不会造成太大损害，从而又可能轻视或忽略对潜在威胁提前采取有效措施。这就是所谓的“准备悖论”。以“梨泰院事件”为例，韩国其实已建立了相对完善的道路与人流管制措施。但万圣节当天，踩踏事故发生时，仅有两位警察在街上巡逻。事故发生20分钟后，第一批警察才赶到现场。韩国有关官员也已承认管理问题并公开道歉。

更棘手的是，如果是一次自发聚集的庆祝活动，没有明确的主办方，那么安全事故发生后，连追责都变得十分困难。苦果只能由伤亡者及其亲属自行承担。

许多媒体文章都分享了参与活动时的安全保护措施：出发前查看天气预报，预判人群是否会激增；最好避免单独行动；穿上鲜艳可识别的衣服以便寻找；保持呼吸空间避免缺氧昏倒；将手臂抱在身前避免挤压……

然而，话说回来，难道城市生活中的聚集风险只能由个人来预判和承担吗？安全是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基础，也是城市治理中必须摆在首位的考量。

尽管被动响应是“马后炮”，但城市管理者必须、也应该从以往事件中吸取经验，不断完善并制定更有效的解决方案，构建突发安全事故的预警与响应机制，尽最大可能保障市民安全。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发达国家的城市形成更早，直接照搬它们的城市化作业是否就足够了呢？

拿鱼不如学渔：现代化城市面临的弊病与失败

仅仅这一两年，从美国休斯顿到韩国首尔，官员站出来公开道歉的画面已不止一次出现。这实际上是一个提醒：当我们对标先进、见贤思齐时，也要看到这些城市并非完美无缺，它们同样存在自身的暗面与待解决的弊病。

第一，现代主义城市化的创新缺失。当今大型城市的形态与格局，本质上源于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理念的产物。其特点是以钢筋混凝土、钢铁为标志的现代建造技术，以汽车、火车为标志的现代交通系统，追求极高效率的城市空间布局，并根据经济活动的功能对城市空间进行划分。这种现代主义规划模式，恰恰是许多发达国家大城市居住环境混乱、治理结构复杂、空间规划不科学、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城市治理效能低下的根本原因。

“以人为本”的城市化，需要新的理论创新。

第二，自由主义带来的治理难题。韩国“梨泰院事件”发生后，公众惊愕地发现，这场万圣节活动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组织者。结果便是：没有人必须承担责任，所以没有人承担责任。这并非独特现象。发达国家的许多城市都在推行自由主义治理，不希望政府过多参与或干涉民众活动。

尽管这些城市都发展出了一套成熟完备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治理体系，也拥有强有力的治理核心机构——例如东京早在2002年就提出“面对多样的城市突发事件，建设迅速且正确应对的全部门机制”，纽约市在“9·11”袭击中也展现出了出色的反应能力——但对于自发聚集活动，政府的约束力相对较弱。这也导致在“点火物质”被助燃后，很难在第一时间调配充足资源展开救援。

第三，早期信息化带来的路径依赖。数字技术在现代城市治理中能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包括感知、分析、预测、预警。通过在城市中部署传感器、智能摄像头、城市大脑系统等软硬件，可以提高城市对事故风险的感知能力、预警能力和调度能力，将“事后响应”转变为“事前响应”。

例如，沙特政府为麦加引入了一套高科技的踩踏预防体系，可对人流拥挤程度进行预警，以降低朝圣人群的踩踏事故风险。中国部分城市推出了“电子围栏”来监测人流量，通过记录分析手机信号进入围栏的数据，对人群密集度进行实时预测并采取响应预案。

欧美等发达国家当然也在积极推进数字城市建设。例如欧洲的“未来城市联盟”，将市民和企业的各种活动都上传到数字系统中，在云上实现一体化协同。硅谷、多伦多更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典型。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大量发达国家城市早前已完成了较为成熟的信息化改造，在个人数据、隐私保护等方面有着极为严苛的限制。而智慧城市的底层逻辑偏偏离不开数据的互联互通共享。这就导致AI技术的优势难以被充分释放。

因此，今天我们审视城市弊病、思考智慧城市建设时，会发现有许多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如何运用好智慧技术来让城市生活更安全、更美好，这既是摆在中国城市面前的新赛题，也是一道必须答好的难题。

那么，如火如荼的智慧城市建设，是否能让中国城市在人群安全科学这个领域拔得头筹呢？

城市数字文明需要怎样的基石？

中国开展智慧城市建设的历史并不算短。2010年，宁波市率先出台建设智慧城市的决定，成为第一个在政府层面全面推动智慧城市建设的城市。随后，北上广深等各省市都提出了相应规划。2012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了《关于开展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前三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就达到了290个。

十年筑城，成效几何？

从群体聚集等突发安全风险的应急治理能力来看，相信每个生活在城市中的人都能感受到不少变化：以前各部门只能依赖内部系统和数据来决策，不同部门之间的数据交流与沟通时效都不高；而现在，基于城市大脑的统一管理与全局指挥，多部门可以快速协同展开部署与救援。智慧城市系统能够对特殊节假日、异常气候等进行建模，识别影响因素，进行风险分析，提前规划、预警并管理人群聚集和流动的区域。这些都在实实在在地减少聚集风险。

当然，必须承认的是，目前智慧城市管理的风险控制和应急治理水平，尚未达到大众所预期的水平。近年来，由于特殊天气（如特大暴雨、地震）和特殊事件（如公众人员伤亡、自杀、火灾、突发疾病等紧急情况），城市救助系统的协同响应能力仍有不小的提升空间。

要找到解决方案，我们需要回过头来总结一下，过去十年智慧城市建设中，哪些环节是真正的短板。

目前来看，国内智慧城市建设还有几个环节有待优化。

第一，数据能力。一些智慧城市解决方案需要引入机器视觉技术来采集和分析数据。很多城市在数字化建设过程中更希望降低成本，倾向于“利旧”——在原本布控的摄像头基础上架设软件。但问题在于，许多传统摄像头清晰度不足、缺少端侧计算能力，原始数据质量不高。另外，预判人群活动趋势需要多个数据源进行综合分析，例如堵车、天气、手机导航等。这就要求数据能够在统一平台上互联互通、协同共享。建立这样的大数据体系，往往需要“一把手工程”，依靠顶层设计和自上而下的推动。然而，视频图像数据规模庞大，仅靠边缘计算很难马上进行处理。部分城市基础设施条件有限，5G或核心网升级尚未完成，数据上传到云端分析的时间较长。等到决策者拿到分析数据，事故可能已经发生。

第二，应用能力。智慧城市要拥有智慧，自然要善于运用数据。但如何用、用在何处、解决什么问题，这十分考验管理者的智慧。《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写道：“城市……问题是处于有组织的复杂性状况中……它们往往具有数个甚至数十个变量，都在同时变化且以微妙的方式相互关联。”简单来说，城市中技术的应用场景非常碎片化，影响因子也极其复杂。而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体系又往往具有较高的复杂性和理解门槛。如果城市管理者不具备相关的技术知识或技术预判力，很容易忽略一些“隐秘的角落”。

城市技术场景究竟有多碎片化？一位从事智慧交通解决方案的初创公司技术人员告诉我们，仅在智慧交通这一个领域，就存在大量尚未被解决的细分场景。例如，低等级农村公路的养护数据分析和病害识别；车辆识别要细分到车牌识别、颜色识别、瑕疵识别、车内物品识别、人车合一身份识别等。交通隐患的主动监测，要细分到卡口、路面、驾驶人、指挥中心、一线交警等各个端口。只有这些环节都完成了数字化，才能实现快速取证、准确分析、事件快速处置的综合执法体系。

具体到韩国“梨泰院事件”这类群体聚集事故，通常需要广覆盖的城市数据采集体系，分阶段（流入、循环、流出）的算法建模，识别哪些因素决定了群体风险，进行风险分析，了解各类地点的人群聚集、移动、疏散规则，计算空间的安全容量，预测人群流动，最终才能设计出有效可用的风险控制系统。这是一项技术含量很高的工作，还需要结合实际情况不断优化迭代。而群体事件往往具有突发性和偶发性，真实数据和场景不足，这又给落地验证带来了新的难题。

第三，协同共治能力。说了这么多，智慧城市终究只是军师和智囊——毕竟现阶段还没有城市能用机器人完全替代警力。那么问题来了，现实中的应急救援，最终是要靠城市各功能部门的协同联动去完成。但有了智慧城市系统，并不一定意味着各个管理部门已经形成了多元协同共治的应急合力。

当前，许多城市的管理模式仍然停留在“一元管控”的中心化思维惯性中。不少部门也把自己定位成“被管理者”，主动参与意识不足。这就导致应急决策需要层层传递。这种情况造成了明显的矛盾：上层对细节关注不够、力有不逮，执行层缺乏宏观视角、难以有效行动，最终综合拖累了应急治理的效能。

说到这里，我们相信，智慧城市的建设也必将从“大干快上”的阶段，进入“精益求精”的新阶段。在各个环节上进一步充实、完善、优化，让数智技术真正用于服务城市。

中国有句古话，叫“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守民”。说到底，城市的本质就是为人服务的。我们希望，中国智慧城市的建设，能够真正将数字技术转化为城市文明的底色，把危机化解于无形。这或许，正是人类城市化所追求的，最高的“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