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儿得从2017年说起。英国牛津大学的哲学家威廉·麦克阿斯基尔提出了一个概念——“长期主义”。说白了，核心思想就是：当下最值得我们去操心的，是如何积极影响未来。你可能会问，这跟“有效利他主义”有什么关系？关系大了。有效利他主义那帮人，一直致力于用理性的分析推理，琢磨怎么把手头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实实在在地让世界变得更好。而长期主义，可以说是这个思路在时间维度上的极致延伸。起初，这些讨论还仅限于哲学圈子，但很快就火出了圈，成了各种新闻头条。2022年，麦克阿斯基尔出了本书叫《我们欠未来什么》，一下引爆了社会关注。同年，长期主义的铁杆支持者山姆·班克曼-弗里德的公司出了问题，又把这面大旗推到了聚光灯下。

长期主义定义及其实践

麦克阿斯基尔最早是搞有效利他主义的，核心就是利用理性、用实证方法，最大效率地利用时间和金钱去帮助别人。但在实际做的过程中，他脑子里蹦出一个念头：未来的人也很重要。这个念头，就成了长期主义的核心。他强调，这绝对不是个虚无缥缈的概念。就像我们今天的决定会影响到下半辈子一样，人类这个世纪怎么走，也会影响到整个文明的未来走向。长期主义认为，未来人类要面对的挑战，可能会直接改变文明的轨迹，所以，我们必须把眼界放到整个人类命运的长度上去想办法。

他举了个例子，很多社会运动都在帮弱势群体争取权益，有效利他主义关注的是“空间”上的平等——不管你在哪儿，都应该得到平等的关爱。长期主义呢，把这种思维拉到了“时间”上——不管你活在哪个时代，也都该被平等对待。我们操心气候变化、核废料、资源枯竭，不单是因为这些问题影响咱们这一代人，更因为它们会折腾我们的子孙后代。

麦克阿斯基尔有个判断：别看人类历史挺长，但从整个文明的角度看，我们可能才刚站到起跑线上。所以，眼下有两件头等大事要办：第一，得确保人类还有未来，别自己把自己整没了；第二，要尽可能让这个未来是美好的。历史上，像植树造林、确立远大的道德准则这类让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法子不少，它们的影响延续至今。到了今天，我们更得主动出手，去塑造那个未来。

怎么干？他分了两个大步。第一步，降低人类灭绝的风险。说白了，得给后代留个活路，不能瞎搞。眼下最大的威胁之一就是流行病。疫情让所有人都领教了传染病的厉害。麦克阿斯基尔认为，人类不断扩张，侵占野生动物的栖息地，这会大大增加动物传染病传给人的风险，未来爆发的概率只会更高。据预测，本世纪全球95%以上的人口，死于传染病的风险比死于火灾、溺水和谋杀的总和还高。所以，长期主义的倡导者们认为，现在就得动手，比如麻省理工学院那帮学者，已经开始研发针对流行病的病毒观测工程和对人体安全的消毒设备了。

有意思的是，尽管生物技术突飞猛进，人类能迅速搞出疫苗，但麦克阿斯基尔反而提醒大家要警惕技术本身的风险。比如生物技术既能造福人类，也能被人用来制造全新的病原体，变成威力巨大的生物武器。人工智能也是他常念叨的例子，未来AI可能超越人类，所以很多人正在努力确保AI系统是安全的。像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斯图尔特·拉塞尔教授，就创立了一个“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目标就是让AI和人类的目标保持同频。

第二步，推动未来文明蓬勃发展。这事可以通过改善社会价值观来实现。历史上，那些活动家和思想家通过争取民主、为有色人种和妇女争取权利，已经在价值观上取得了很大进步。我们完全可以在这个基础上继续优化，给子孙留下一个更好的世界。

如今，长期主义的理念越来越得人心。愿意为后代事业捐款的人变多了，一些主流基金会也开始优先考虑那些能塑造美好未来的项目。联合国在2021年发布的《我们的共同议程》报告里就明确提出，现在是时候放长眼光，为青年和子孙后代多干实事了，还计划召开“未来峰会”，专门关注后代福祉。

学术界也没闲着。很多高校和研究机构都开始研究长期主义相关课题，比如“AI从受制于人类到超越人类得多长时间？下一步该怎么办？”“人类文明要是崩了，恢复的几率有多大？”“什么东西推动了道德进步？怎么防止坏价值观？”“怎么有效应对风险？”等等。麦克阿斯基尔说，我们有责任把这些问题整明白，给后代留下一个既美丽又公正、能在未来数百万年里繁荣昌盛的世界。

关注未来充满争议

当然，这条路也不是一帆风顺，争议不小。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哲学系副教授凯蒂·斯蒂尔就指出，长期主义和有效利他主义一样，通常目标明确、行动导向，一门心思要帮人类躲开某个特定的未来风险，这也正是它们招黑的原因。

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哲学教授埃里克·施维茨格贝尔则对长期主义提出了更根本的质疑。他觉得，未来的风险实在太难预测了。现在倡导者们担心的核战争、人工智能、传染病这些，一个世纪前根本没人能想到。以此类推，我们凭啥认为自己现在担心的就是一百年后真正会要命的危机呢？所以他认为，比起操心那么遥远的将来，关注当下和近期的未来才更靠谱。他打了个比方：“儒家伦理说，人最该关心近亲，然后是远亲，邻居，再是同胞……同理，我非常关心我现在生活的社会，也关心我死后一百年的世界，但让我为一万年、一百万年后的事操碎了心，那就不太可能了。”

施维茨格贝尔还提到一个核心风险：过度关注遥远的未来，很可能会忽略当下人们的利益和需求。斯蒂尔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假如一件事在未来有1%的机会帮到一万亿人，另一件事现在就能确定帮到十亿人，哪个更好？当生命面临威胁时，到底怎么规避风险才算合理？这背后其实是个哲学问题，涉及到一个核心——预测的权威性到底几何？我们该不该为潜在的灾难行动？如果该行动，这个灾难发生的概率又得大到什么程度？

面对质疑，麦克阿斯基尔的回应很直接。他解释说，目前人类投在积极塑造美好未来上的精力和资源，简直少得可怜。比如《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每年的预算，还没一家麦当劳餐厅挣得多。正因为大家对后代利益的关注度低到这种地步，哪怕社会关注度提高一丁点，都能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为长远未来做准备，在眼下也有实实在在的好处。比如，现在研究怎么预防和治疗流行病，能救当代人的命；用清洁能源缓解未来气候变化，同时也能减少现在每年因化石燃料污染而死亡的数百万人——这个数字每年高达360万。

让哲学思考成为每个人的事

斯蒂尔认为，虽然长期主义提出的未来威胁不是天方夜谭，但预测时必须小心谨慎。要是预测得过于草率，必然招来铺天盖地的批评。她补充说，因为长期主义提出的措施都直指某个具体威胁，提建议时就更要慎重，有时候间接、迂回的战略反倒更能提升世界应对未来挑战的整体能力，比如促进人类团结、加强国际机构建设这些。

她也指出，长期主义里有很多有趣、引人深思的指引。它的新颖之处，不光是告诉我们要采取什么措施，更重要的是促使我们反思：这个决策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有效利他主义有个核心原则：不管已经做了多少好事，都要尽可能做得更多。长期主义也一样。这些理论推导出的最终决策，有人赞同，有人会觉得违反常理。斯蒂尔觉得，这恰好是个绝佳机会，能让更广泛的人群开始反思：我们该怎么看待某个决定？它背后的道德和证据支撑是什么？基于这些证据，有没有更好的选择？她建议说，哲学家们思考时习惯从极端情景假设，而普通人的哲学反思，完全可以成为他们思考的有益补充。

长期主义运动把那些极端的未来威胁摆到了桌面上，让人们意识到这些问题跟自己息息相关，从而推动更多人主动进行哲学反思。当前人类面临着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大规模丧失等危机，留给我们应对的时间并不充裕。长期主义推动大家主动想问题，这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下和未来人类面临的威胁，以及我们所作出的决策究竟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