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22日，我国新闻界前辈戈公振先生与世长辞。

戈公振先生是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期，一位极具影响力的爱国进步新闻记者、新闻学者，更是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的重要开拓者。他1890年出生于江苏东台，在上海的《时报》和《申报》前后深耕近20年。从1933年3月起，他远赴苏联采访考察两年多，写下大量报道，向国内真实展露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图景。他撰写的《中国报学史》等专著，为革新中国的新闻事业奠定了基石，是我国新闻学和新闻史研究的拓荒者之一。

1985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戈宝权的纪念文章《回忆叔父戈公振二三事》，字里行间，都是深切的怀念：

回忆叔父戈公振，有几件事印象特别深。首先是他那股一生勤劳好学的劲头。他出身江苏东台县城一个“世代书香”人家，自幼聪慧，读过家塾和私塾，后来考进县城唯一的高等学堂，毕业考试名列第一。可此后，他完全靠自学走上了成才之路。在上海《时报》工作时，他常去青年会补习英语；后来去欧美和日本考察新闻事业，又自学法语、德语和日语；甚至到40多岁访问苏联时，还硬是自学了俄语，达到能阅读和交谈的程度。他早年鼓励我学习，送过一盒积木，盒盖里用工整小楷写着：“房子是一块砖头一块砖头造成的，学问是一本书一本书读成的。”

其次，是他终生献身新闻事业的坚定信念。1913年他到上海，先在有正书局图画部当学徒，第二年进入《时报》编辑部，从校对、助编、编辑，一路做到总编辑，把一辈子都交给了新闻事业。他在《时报》干了15年，之后又在《申报》待了3年。他对报纸的革新做了大量工作，首创了《图画时报》和《申报星期画刊》。同时，他潜心钻研新闻学，撰写了《新闻学撮要》和《中国报学史》等书。他对各国新闻事业也做过系统研究，还积极投身新闻学教育的推广。记得1935年初我到莫斯科后，曾与他合写了《梅兰芳在庶联》、《最近庶联人民生活的一般》等通讯文学（当时他写通讯都用“庶联”代替“苏联”）。当年10月，他正是在国难深重之时毅然返国，数日后即不幸病逝，年仅45岁。许多遗愿，比如重写《中国报学史》、完成《世界各国报业考察记》，都未能如愿。

第三，是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的作风。他一生光明磊落，从不沽名钓誉，待人平等、和蔼可亲，尤其乐于提携同行和后辈。可即使这样，当年也免不了遭遇“小报”的造谣中伤，甚至他《时报》的老同事包天笑晚年写《钏影楼回忆录》时，回忆中也颇多不实和讽刺。对这些，我叔父从不计较，更不耿耿于怀，常常只是淡然一笑。凡与他共事、交往过的人，都深知他这些高尚品格。

我叔父一生追求进步，热爱祖国。30年代初国难深重时，他曾与邹韬奋等人筹办《生活日报》，决心做民众的喉舌，宣传抗战救国，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临死前，他还对邹韬奋断断续续地说：“在俄国有许多朋友劝我不必就回来……国势垂危至此，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来参加抵抗侵略者的工作……”沈钧儒老先生曾以《我是中国人》为题写悼诗：“哀哉韬奋作，壮哉戈先生。死犹断续说，我是中国人。”沈老写到此处，“泪滴满纸，不自禁其感之深也”。叔父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五十年，但他临终那句“我是中国人”，至今仍铿锵有力地回响在我们耳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