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转眼，又到了新年伊始。这几天，不少朋友在问，影视行业到底怎么了？风向变了？没变？观察下来，结论其实很清楚：故事行业的形态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化，但故事的根本，一点都没变。

这话听起来有点绕，但值得展开说说。

每年的这个时候，站在时序更替的节点上，都很容易让人产生回望和展望的冲动。个人如此，行业也是如此。影视行业，说到底是一个讲故事的行业。它不仅包括电影、电视，如今还得加上网络——我们姑且称之为“网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每当新的媒介形态出现，总会有人跳出来宣告旧形态的死亡。电波出现时，说报纸要完；电视出现时，说电台要完；电影崛起时，说小说要完。结果呢？都没完。直到网络出现，报纸还真的一大片倒下了，电视台也摇摇欲坠。至少在讲故事这个层面，电视台的处境确实危险了。

最近几年，故事行业所遭遇的形态变化，超过了过去五千年的总和。但注意，我说的是“形态变化”。至于怎样讲一个好故事、怎样讲好一个故事，这个根本，一分一毫都没变。

从人类诞生以来，故事就如影随形。最早我们围坐在篝火边讲故事，后来坐在大槐树下，再后来用文字写进书里，在茶馆里说，用电波传，然后是电影、电视、网络。一路顺流而下，你会发现，网络和电视、电影、电波、茶馆、书籍、大槐树、篝火一样，都只是故事行业的一个形态而已。它在传播路径和形式上确实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故事本身，永远也不会变。

接下来的话，可能有点得罪人。但行业真相，往往就藏在这些得罪人的话里。

这些年，影视行业使尽了奇技淫巧，试图破译故事的奥秘。最早有公司请中年妇女来测评剧本，认为她们是收视主力，得中年妇女者得天下。后来祭出大数据，发现扇耳光时收视率上去了，于是耳光要响亮；摔盘子摔碗收视率高，于是荧屏里噼里啪啦；子女跪在长辈跟前痛哭流涕收视率更猛，如果长辈反过来跪在子女跟前，那简直逆天。于是，下跪成了剧情标配。有个导演自认为掌握了这套公式，在他的剧里，前十分钟扇耳光，第二个十分钟摔碗摔盘，第一集结尾子跪父，第二、三集父跪子，顺便继续扇和摔。

有一次听这位导演在论坛上大谈收视率秘诀，真想上去抽他一耳光。你以为那收视率真是扇出来的？买的。

大数据现在更是上天了。前段时间，某互联网影业的人发言：“通过大数据挖掘，我们发现《芳华》的观众比《战狼2》消费了更多的热饮。都是我们无法预测的。”嗨，别闹了，冬暖夏凉还用大数据挖？这哪是挖掘大数据，这是给大数据挖坟。

刚入行时，常被教导发行很重要。剧本讨论会上，发行人通常占据重要席位。行业里有几类人辨识度极高：经纪人有种媚上欺下的气质；法务总是一副生无可恋的表情；发行人则笑容随叫随到，偶尔冷若冰霜。发行人话语权大，常用的一句话是：“这个剧不行，过不了长江。”一开始不太懂，问为什么过不了长江？对方答：南北文化差异。这就更不明白了——那为什么《权力的游戏》《老友记》《绝命毒师》能越过太平洋？难道长江比太平洋还辽阔？为什么日剧韩剧能渡海而来？难道长江比海还深？隔着一条长江就成了牛郎织女，而隔着语言深渊的欧美日韩剧却能飞越几大洋。

有一次路过长江大桥，执意上去走走。看着长江感慨万千：长江啊长江，你拦住了我多少戏。后来坐火车路过黄河，给黄河鞠了一躬。这才是母亲河——不拦截我的戏。

入行以来，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这个戏我是给某某台做的。”后来改成：“这个戏我是给某某平台做的。”最近一两年又变成了：“这个戏我是给90后做的。”“这个戏我是给95后做的。”“这个戏我是给九千岁做的。”——九千岁？90后加00后。说现在不给九千岁做戏，没有活路。原来人人都讨好中年妇女，现在人人都在跪拜九千岁。关键是在微博上做了个调查，九千岁的小朋友们纷纷表示：我们从来不看那些烂玩意儿。

电影界的话术则是：我这是给杀马特青年拍的，我这是给小镇青年拍的，我这是给城郊结合部的杀马特青年拍的。要下沉到三线、四线城市。每个人都胸有成竹，胜券在握。经常有人问：你这部戏给哪个台写的？目标观众是杀马特还是小镇青年？回答通常是：给全人类写的。哪个台都能播，世界青年都能看。对方总认为在胡说八道，为此得罪了不少人。

这些年，影视界发明了太多名词和概念。掌握了这些，仿佛就真理在握；靠它们圈来资本，仿佛就掌握了故事源头。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是——但这正是目前最大的问题：屁股决定了脑袋，下游左右了上游。

连编剧行业内部，也有人认为故事的根本发生了变化。开始研究数据、研究受众，像机器人一样写作。人工智能出现时，很多人兴奋，很多人悲鸣。它开始写歌、写诗、写新闻，也有人让它写剧本。始终认为，人工智能是人类最大的一次革命，它只能在科学领域内发挥最大作用。对于艺术创作，它无法超越真正优秀的大脑。机器人永远写不出“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具体到故事行业，人工智能像人一样讲故事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像机器人一样写故事。毫不客气地说，目前市面上能看到的故事，大部分还不如机器人写的——因为机器人的数据至少是海量的，对叙事套路更在行。

经常提醒同行：曹雪芹没研究过大数据，没研究过受众喜好，更不知道一线到四线城市的人口构成。但《红楼梦》不但跨过了长江，跨过了黄河，也飞越了太平洋和语言深渊，飞越了两百多年，到达更远的地方、更多的人群。

故事行业的秘密，两千多年前就公开了：一个故事要有发展、开始和结局。从亚里士多德说出这句话以后，故事不再有什么新的奥秘，只有新的时间、新的地点来讲新的事情。所有新事情，都包含一个常数——人性。

人类生活日新月异，人性却是永恒的。人性的光谱无限，本质永恒。故事艺术家，无非是勇敢地在先驱开拓过的领域艰难前行，描绘出更多人性的光谱。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是人性科学家。

阳光总是向暖，故事总是向远，让我们向勇敢。最后，不妨借用诗人冯至的《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作为收尾——

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
我们都让它化作尘埃：
我们安排我们在这时代
像秋日的树木，一棵棵
把树叶和些过迟的花朵
都交给秋风，好舒开树身
伸入严冬；我们安排我们
在自然里，像蜕化的蝉蛾
把残壳都丢在泥里土里；
我们把我们安排给那个
未来的死亡，像一段歌曲，
歌声从音乐的身上脱落，
归终剩下了音乐的身躯
化作一脉的青山默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