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伟达史上最大金额收购”——此事最终被证实是一场乌龙。

不过，外界也并非全责。说到底，英伟达斥资200亿美元，不仅获得了Groq的技术授权，还将包括创始人本人在内的核心团队整体招致麾下。

Groq这家公司虽然依旧独立存在，但英伟达所想获取的资源，已基本尽收囊中。

英伟达方面反复强调“这不是收购”，外界对此不过付之一笑——谁都清楚，这番话是说给监管机构听的。

这种“非收购，胜似收购”的交易模式，在如今的硅谷AI圈，在巨头与初创公司之间，已成为常规操作。

而黄仁勋这位“花样收购大师”，自然也迅速掌握了这套玩法。

回顾英伟达过去三十多年的收购历程，你会发现，这家公司并非依靠疯狂并购来扩张版图。相反，它始终将并购视为一种高度克制的战略工具。

从2000年收购3dfx资产，到2019年拿下Mellanox（这才是英伟达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最大收购），再到近年来围绕AI软件、调度和基础设施的系列小规模并购，英伟达的每一次出手，几乎都精准踩在了产业结构即将发生变革的关键节点上。

比起“做大做强”，英伟达更关注的是，能否借此掌控技术演进中的核心环节——算力、互连、软件栈和生态入口。

这种以补齐能力、锁定节点为核心的收购逻辑，使其出手次数虽不多，但长期来看，却持续放大了技术和平台优势。

近两年，英伟达的收购/类收购步伐明显加快，但同时，它也完成了身份转换：作为新晋巨头，它必须开始低调行事。

01

英伟达对Groq的这番操作，并非正式收购，但实际效果与收购几无二致。

一切始于一场误会。

当时多家媒体报道称，英伟达同意斥资200亿美元，收购AI推理芯片初创公司Groq。

这无疑是件大事。若交易达成，将刷新英伟达历史收购金额纪录，远超2019年69亿美元收购Mellanox的规模。

更关键的是，Groq创始人Jonathan Ross曾是谷歌专用芯片TPU团队成员，而今年谷歌TPU大有瓜分英伟达GPU份额之势。因此，这桩收购迅速引发广泛关注——外界普遍认为，黄仁勋面对谷歌攻势坐不住了，准备通过一笔巨额收购来应对。

但英伟达很快出面澄清，核心思想只有一个：我们没有收购Groq。从技术层面看，我们只是达成了非独家授权协议；在人才方面，我们只是聘请了一些Groq工程师加入团队。

不过，仔细推敲此事，颇为耐人寻味。

英伟达仅否认了“收购”这一定性，但对200亿美元金额以及具体聘请了Groq的哪些人员，并未做进一步否认。那么，根据此前的广泛报道，Groq创始人兼CEO Jonathan Ross、总裁Sunny Madra等核心高管及团队将加入英伟达，这极有可能是事实。

那么，即便从定义上看，这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收购”，甚至连技术授权都是“非独家”的。但Groq作为一家初创公司，失去了创始人及核心高管等骨干力量，技术也被行业巨头掌握。它的命运基本已定——即便不会立刻消亡，也很难再以行业挑战者的姿态快速成长。

这家成立于2017年的芯片初创公司，此前发展极为迅速。就在今年9月，还刚完成一轮7.2亿美元融资，估值达到69亿美元。

换言之，英伟达虽未行收购之实，却达到了收编Groq的目的。

这样做的好处不言而喻。通过“变相收购”，既能以更低成本（无需买下整个公司的资产负债），又能规避反垄断监管压力。

这种操作方式，在如今的硅谷，已成为巨头们心照不宣的常规策略。

去年3月，微软便用极其相似的手法“掏空”了AI初创公司Inflection AI。微软支付6.5亿美元，获得其技术授权，随后将创始人苏莱曼、Karén Simonyan以及公司大部分员工吸纳至微软。苏莱曼一上任便担任AI首席执行官，直接向微软CEO纳德拉汇报。

去年8月，谷歌以约25亿美元获得Character.AI技术授权，同时吸纳了包括创始人在内的核心团队，也完成了一场“变相收购”。作为AI赛道曾经最受瞩目的独角兽之一，Character.AI就此走向终点。

今年6月，Meta豪掷149亿美元注资数据标注公司Scale AI，买下49%股份，并将其联合创始人招入麾下，后者也成为公司AI一把手，直接向扎克伯格汇报。

这三个案例，与英伟达对Groq的做法如出一辙。

英伟达并非只对Groq如此操作。就在几个月前的9月，英伟达以9亿美元获得初创公司Enfabrica的技术授权，并聘请了该公司CEO及其他若干员工。

“技术授权+团队加盟”的“类收购”模式，英伟达已运用得相当娴熟。

02

近两年，英伟达的投资步伐明显加快，其中既包括常规投资，也涵盖收购和类收购。

《金融时报》曾盘点称，2024年英伟达全年投资总额达10亿美元，参与了50轮融资及多起企业收购，这一数字显著高于2023年的8.72亿美元和39轮融资。

而根据Crunchbase数据，截至2025年12月15日，英伟达（包括直接投资及NVentures）共计出手83次，涉及76家企业。

若再算上其对英特尔、Anthropic、OpenAI、xAI、CoreWeave等多笔“循环交易”，英伟达公开出手近90次，大约是2024年的1.6倍。

单看收购节奏，英伟达成立至今，历史上的收购/类收购约有30例。其中大部分年份，该数字均在3以下，少数年份如2020年达到4。但在2024年，英伟达共有7例收购/类收购，2025年也已多次出手。

仔细审视英伟达具体投资和收购了什么，可以发现黄仁勋出手虽多，但思路清晰。

根据不完全统计，2025年英伟达至少有6起收购/类收购：

· 3月，以3.2亿美元收购Gretel Technologies，一家专注于AI数据生成的初创公司，旨在提升数据隐私与合成数据能力。

· 4月，收购AI初创企业Lepton，具体细节未披露，目的在于扩展AI模型优化能力。

· 6月，收购加拿大AI软件开发商CentML，金额未披露，聚焦机器学习服务以加速AI工作流。

· 9月，以9亿美元通过技术许可和招聘方式，整合Enfabrica的AI网络芯片技术与团队。

· 12月，收购SchedMD，该公司开发了开源工作负载管理系统Slurm，用于优化高性能计算和AI训练。

· 12月，斥资约200亿美元通过技术许可和招聘方式，整合Groq，强化AI推理芯片竞争力。

2025年英伟达的投资与收购，呈现出一条清晰的主线：AI。从硬件优势出发，持续向软件、调度和开发入口延伸，将GPU的竞争升级为平台生态的竞争。

无论是收购Slurm调度系统背后的SchedMD，还是并入CentML这类效率优化团队，英伟达的目标都不是扩大产品线，而是掌控算力体系中的关键节点。

同时，通过NVentures的高频投资，英伟达在模型、互连和开发工具等方向提前卡位；而在监管敏感领域，则通过Groq式的“技术授权+团队加盟”，低调完成能力整合。

仍以Groq和Enfabrica为例。

Enfabrica成立于2019年，本质上是一家做“AI数据中心内部高速互连”的芯片公司。公司名称本身已说明一切，“fabric”即“织物”之意。英伟达的GPU好比一根根毛线，Enfabrica专攻的正是让毛线织成“织物”的技术。

简单来说，当大量GPU不再仅插在同一块主板上，而是分布在机架、机柜甚至多个机房时，如何让它们“像在同一块板子上一样协同工作”？这正是Enfabrica要解决的问题。

如今，单个数据中心的GPU数量从几百、几千已膨胀到几万甚至几十万，这些海量GPU之间如何顺畅协同，对英伟达至关重要。

与Enfabrica相比，Groq所处的位置更为敏感。

Groq本身并非GPU公司，而是一家主打确定性推理的AI芯片公司。其核心卖点是通过高度专用化的架构，追求极低延迟和稳定吞吐。

这条技术路线与英伟达并不完全重叠，但一旦规模化，理论上可能在特定推理场景中绕开GPU体系，对英伟达形成潜在替代。

如果说Enfabrica是英伟达在“如何将GPU织成一张更大的网”上的提前布局，那么Groq更像是一种防御性整合：在新架构、新范式尚未成熟之前，先将其吸纳进既有算力秩序，确保未来竞争仍在自己设定的规则之内。

从今年英伟达的收购/类收购可以看出，黄仁勋关心的是，哪些环节一旦失守，整个算力体系便会松动。

Enfabrica解决的是“GPU越来越多、越来越分散，如何仍能像一台机器一样工作”的问题；Groq则代表了另一种风险——如果有人能绕开GPU，将推理重新定义，是否会改写规则。

英伟达对两者的处理方式不同，但逻辑一致：该收的收，该提前按住的按住，不等威胁成型，便先一步掌握主动权。

03

若将视野拉得更远，在成立的三十二年里，英伟达的收购/类收购约有30例（值得注意的是，英伟达并未对所有类似案例进行公开披露，因此这一数字仅为结合第三方报告等做出的估算）。这个数量，其实算不上“多”。

与其将英伟达与谷歌、微软等平台型巨头相比，不如将其放回半导体同行的坐标系中审视。

AMD和英特尔作为英伟达的直接竞争对手，历史上的收购案例数量分别约为15例和100例，且两者均有五十多年历史。单纯从数量上看，三家并未拉开数量级差距。

有趣的是，英特尔尽管收购案例更多，但“留存率”明显偏低。

最典型的例子，是英特尔2010年以77亿美元高价买下McAfee。由于战略上极不协同，外界也对一家CPU公司收购纯杀毒软件感到困惑。英特尔折腾十年后，最终在2021年以40亿美元的价格“贱卖”了McAfee。

这些年来，英特尔此类操作屡见不鲜。许多并购当时都能给出理由，但后来不是被卖掉，就是被边缘化，甚至直接放弃。

对英特尔而言，并购更像是一种“试路”方式——看到新方向，就先买进来试试，走不通再换一条路。

回顾英伟达过去三十多年的发展轨迹，不难看出黄仁勋一以贯之的收购哲学：只收对的，不执着于数量，也不拘泥于形式上的“完整收购”。

对他来说，并购不是财务工程，也不是规模竞赛，而是一种工具——能否获得关键能力、关键人才，才是唯一标准。

黄仁勋始终非常清楚自己真正想要什么。

2000年对3dfx的“变相收购”，是最具代表性的案例。

上世纪90年代末，3dfx曾占据整个3D图形产业的顶端，Voodoo显卡几乎是“高端显卡”的代名词。3dfx甚至曾有机会收购英伟达，但因高管认定后者已“气数将尽”而未出手。最终，英伟达后来居上，将3dfx按在地上摩擦。

当3dfx运营崩溃、深陷财务危机时，英伟达并未接盘整家公司，而是以约1亿美元买下其核心资产、专利和一百多名工程师。

一年后，3dfx正式破产，债权人随即起诉英伟达，认为这是一笔不合理的低价交易。

庭审中，黄仁勋出庭作证，直言自己真正看重的并非品牌或库存，而是工程师团队——据他估算，这些顶级人才的价值就已接近“每人一千万美元”。最终，法院判英伟达胜诉。

这起案件几乎成为黄仁勋收购逻辑的注脚。公司的外壳值不值钱并不重要，关键的能力和人才，才是核心。

在公司早期，这种克制的收购主要围绕3D图形与GPU核心能力展开。2000年前后至2010年之前，英伟达的收购对象多与图形渲染、图形软件栈和底层技术相关，目的非常明确：稳固自己在3D图形领域的领先地位，而非横向扩张业务版图。

当然，英伟达也并非未走过弯路。

最典型的，便是对移动芯片领域的长期尝试。2003年，英伟达以约7000万美元收购MediaQ，正式踏入移动芯片市场；随后十多年间，公司持续投入，并围绕移动SoC方向进行了一系列收购与技术整合。

但直到2015年，英伟达才正式宣布退出手机芯片战场，承认这条路并不适合自己。

值得注意的是，与英特尔“不好用就丢掉”不同，黄仁勋非常善于“败中求胜”。

移动时期积累的芯片设计、低功耗计算和系统集成经验，后来被顺势转移到了汽车和机器人领域；Tegra芯片虽在手机市场失利，却最终拿下了任天堂Switch的核心位置，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挤掉”了曾经的老对手AMD。

真正的战略转向，发生在2013年前后。随着深度学习浪潮逐渐显现，黄仁勋率先意识到GPU在这一领域的潜力。

到2016年，英伟达开始系统性地向数据中心和AI芯片倾斜资源，其收购与类收购的重心也随之明显转向：不再围绕图形本身，而是集中在算力、软件栈、效率和生态入口。这条主线，一直延续至今。

04

英伟达的收购之路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即黄仁勋特别懂得“见好就收”“及时转舵”。

这还得从英伟达历史上第一大收购案例说起。

如果说英伟达早期的收购更多是围绕主航道的耐心加固，那么2019年对Mellanox的69亿美元收购，则是一次毫不掩饰的大胆出手。

这是英伟达历史上金额最大的一笔并购，当时也一度引发市场质疑：一家以GPU著称的公司，为何要花如此高昂的代价去收购一家做高速网络的公司？

答案并不复杂。

随着计算从单机走向数据中心，GPU的性能已不再是唯一瓶颈，真正决定上限的，是数据如何在成千上万颗芯片之间流动。

没有高速、低延迟、可规模化的网络，GPU只是“孤岛算力”。

Mellanox在InfiniBand和高速以太网领域的地位，正好补上了英伟达最关键、也最难自研的一块拼图。事后看来，若没有这笔收购，英伟达很难在随后的AI浪潮中，将GPU真正推成数据中心的基础设施，而不仅仅是一块性能突出的计算卡。

这种“大手笔”思路，在次年得到了进一步延续——英伟达试图收购ARM。

当时软银寻求退出，英伟达迅速出手，希望将这家掌握全球CPU架构命脉的公司收入囊中。一旦成功，英伟达将同时握住GPU、网络和CPU生态的关键入口，其野心不言而喻。

但这一次，现实给出了明确的回应：交易在全球多个司法辖区遭遇强烈反垄断阻力，最终被迫放弃。ARM交易的失败，也让英伟达正式被各国监管机构“盯上”，成为反垄断审查的重点对象之一。

从那以后，英伟达的收购节奏出现了明显转向。再也没有体量接近Mellanox或ARM的超级并购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规模更小、目标更明确的出手，更多集中在软件、调度、效率工具和开发层面。

无论是直接收购，还是通过资产买断、团队并入、授权加人才引入等“类收购”方式，英伟达都在刻意降低交易的可见度和监管风险。

黄仁勋不需要通过并购来“证明存在感”。在监管压力下，他及时转换思路，极其耐心地寻找那些刚好能补全英伟达拼图的初创公司。

这些公司往往规模不大，但位置很关键；名气不高，却卡在未来演进的关键节点上。

相比一次性吞下整个公司，黄仁勋更在意的是，能否将能力、路线和人，精准地纳入自己的体系之中。

Mellanox是一次必须赢的豪赌，ARM是一次过于激进的尝试。而此后的英伟达，明显更懂得在边界之内出手、在合适的时候见好就收。

05

盘点至此，再回头看眼下的Groq案例，就不难理解英伟达为何会第一时间否认“收购”说法，并反复强调这只是非独家技术授权。

在当前这种监管环境下，任何一次涉及潜在竞争对手的并购传闻，都会被迅速放大。对英伟达来说，哪怕只是“看起来像收购”，都可能引发不必要的审查风险。因此在Groq这类案例中，主动降调、切割，几乎是必然选择。

更大的背景是，英伟达所处的位置已发生根本性变化。

2020年试图收购ARM时，英伟达的市值仍在3000亿美元规模。而如今，它已迅速成长为市值超过4万亿美元的超级巨头。

在这样的体量下，英伟达几乎不可能再贸然抛出一笔“史上最大收购”。

现实中的选择也印证了这一点：2025年以来，英伟达官宣的收购只有寥寥数例，清一色全是初创公司，具体交易金额大多未披露。少数被媒体披露价格的案例中，比较典型的是对数据隐私初创公司Gretel的收购，交易金额约为3.2亿美元。

无论从规模还是影响力看，英伟达都在刻意避开“大型并购”的敏感区间。

但这并不意味着英伟达的监管压力正在减轻。

傲人的市值、在AI芯片领域近乎垄断的地位，以及并未真正放缓的收购节奏，都让反垄断的阴影始终悬在头顶。即便英伟达已明显转向小额、低可见度的收购与类收购，监管机构关注的重点，也早已不再只是交易金额本身，而是这些动作是否在持续巩固其生态控制力。

前文提到的微软“掏空”Inflection AI的“变相收购”，美国监管部门已开始进行调查，并开始对这类AI合作关系整体展开信息收集和评估；英国监管机构更是直接按并购审查框架立案评估，最终虽放行了，但也算给巨头敲了一记警钟。

监管机构已表明态度——他们不再只盯着“有没有买下公司”。只要人才被整体带走、核心能力被转移、潜在竞争被削弱，即便名义上不是收购，也可能会被按收购来审视。

英伟达已今非昔比，它在短短几年间膨胀成了世界级巨头。黄仁勋面临着一个切实的难题：事到如今，那些必须收编的，究竟该如何优雅地收编？

英伟达一头扎进了与监管机构的猫鼠游戏之中。那200亿的“非收购”到底含金量如何，可以相信黄仁勋的判断力。但这是否会引来监管的审视，现在仍是一个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