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女儿十九岁生日这天
女儿的生日，落在4月29日。十九年前的她，呱呱坠地；十九年后的今天，她第一次独自在外，远在重庆，开始了她成长路上的第一次蜕变。
4月28日那天，心里开始盘算怎么给女儿过一个让她能记住、又不那么冷清的生日。傍晚时分，她爸爸在邮政的异地送花服务里找到电话号码，打过去，问那位邮政小姐，怎么办理异地代送蛋糕的业务。电话那头很耐心地解释了一圈，流程听起来并不复杂，可那个晚上，我还是反复确认了好几次。
当女儿被告知第二天下午必须待在寝室里，不能出门时，电话那头传来一阵狂喜——她还以为我已经买好了去重庆的机票，又赶紧发信息来：“妈妈，你不会明天飞到重庆来吧？”其实之前她邀请我去重庆过“五一”，我告诉过她，“妈妈这几天被评估逼得形神憔悴，哪有时间跑那么远。”
但那个下午，2点整，女儿准时发来一条信息：“妈妈，我在寝室里了。”
言下之意是，现在可以回她消息了。我斟酌片刻，给她回了这样一段话：
“当妈妈的心里装的满是女儿时，那是妈妈老了；当女儿的心里装的不全是妈妈时，那是女儿大了。”
“女儿”这个字眼，是所有字典里最亲切的；“妈妈”这个字眼，是所有字典里最温馨的。十九年前，你呱呱坠地，带来的不只是一个家庭的幸福，更是一个家族的幸福。上天让我受尽磨难后，送来了一个健康可爱的你——那是爸爸妈妈的福分。希望你生日快乐，天天开心。我想不出还有什么能让我的心此刻变得更柔软，还有什么能让我在此时更想你。”
晚上，女儿考完《文艺理论》后，打来电话：“妈妈，你的信息让我哭了好多次——接一次哭一次，真难受。”我问她，是挺感动的，对吧？去年9月她临上飞机前，我搂着她，在她耳边悄悄说：“妈妈会想你的。”结果她一路抹着眼泪。女儿像我，多愁善感。
说起来，女儿的降临本身就不容易。那是我们夫妻团聚后最值得庆贺的一件事。大学毕业后，我和先生劳燕分飞，各自回到家乡教书。从嘉兴到萧山，这点距离放到今天完全不成问题，但在上世纪80年代初，那是不可逾越的天堑。我从工作的衙前中学出发，中午时分赶到火车站，坐火车到嘉兴，再骑他的自行车到他教书的学校——到的时候，中饭早过了，晚饭也快过去了，月亮已经挂在柳梢头。
当然，那幅画面里没有浪漫可言，只有疲惫、饥饿和寒冷。星期一早上赶着上班时，我得坐半夜12点从上海出发的火车，嘉兴上车大约是凌晨3点多，紧赶慢赶，赶上7点多从萧山汽车站出发的车，赶着上第二节课。不出火车站（现在成了西站的货车站），沿着铁路，经过煤场，直奔汽车站（现在的萧山解百大楼处）。
那段奔波和劳顿，让好几次爱的结晶都化为泡影——孩子始终不肯在我们家落生。1985年，经历了一番痛苦的调动之后，他调到了乡镇工业学校任教，结束了牛郎织女的生活。第二年，我们的女儿终于降临人间。那一天，上天在让我受尽磨难后，第一次向我绽开了笑颜。
嘉兴老家的爷爷奶奶们叫她“南瓜蒂头囡囡”。因为ABO血型不合，因为前几次的不能做母亲，所以当女儿在我肚子里两个月时，我就请了病假；怀孕到6个月左右时，又因前置性胎盘导致大出血，我只能在床上终日志躺，吃喝拉撒都得有人帮忙。那时候，看花开花落、看蓝天白云都成了一种奢望。而“南瓜蒂头”正是我喝的中药里的药引子。为了找到南瓜蒂头，婆婆在嘉兴发动了所有亲朋好友，打了一场“围剿”南瓜蒂头的“战争”。女儿也因此得名“南瓜蒂头囡囡”。
1986年4月29日——当大出血再一次威胁到我们母女时，女儿被医生阿姨、阿舅们提前“提留”到了人间。刚满37周，刚好超过5斤，是37周又1天，5斤又1两。因此她没有被放进保暖箱，而是和正常婴儿一起生活。只不过用她爸爸的话来说：“那满屋子的婴儿，你不用去找谁是我们的孩子——最小的那个就是。”
8天后，我们从医院回家，途经老家，母亲才取来女儿的小衣、小袄、小被，省去了农村的“采生”环节。回家仔细一看，女儿眉毛还连在一起，背上全是长长的毫毛。有些地方实在还没发育完全。唯有她左耳耳廓上有一处线条不很圆润。翻出她爸爸的耳朵来比照——居然一模一样，遗传的痕迹深深烙印：丈夫的左耳耳廓也是不圆润的线条。那一刻，我相信了基因的力量。
女儿不能成为一名学术研究者，但我觉得她可以成为一个社会活动家。每次打电话到她寝室，十次中有八次被告知：“潇夏不在，她出去了。”她总说是电话打得不巧，但也承认，在寝室住的时间没有其他同学多。她和男孩子之间似乎没有隔膜，永远一副乐呵呵、长不大的感觉。当然，这只是我的主观看法——谁知道她是不是正在发挥自己的长处：多交朋友，多条人脉？
女儿有很多童年趣事。3岁左右，我们一起回西兴马湖老家时，她会在路上停下来，告诉我：“妈妈，我的腰痛，我要抱抱。”我们笑到半死——小小年纪就学会撒花招，还根本不知道“腰”在哪里。5岁时看电影，银幕上出现一对年轻人接吻的场景，她马上大叫：“妈妈，他们吃了！”惹得左邻右舍都偷偷窃笑。上初中时，她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们：“妈妈，我不要读硕士。”我问为什么，她回答：“读硕士了，我结婚怎么办？生孩子怎么办？”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在和她爸爸吵架后，她会悄悄告诉我：“妈妈，你去理理爸爸么。”然后又跑去对她爸说：“你要陪陪妈妈。”
——她两边做工作的本事，真是从小就有了。到现在，她还是会让老爸做一些“男人该做的事”：在我生日送束玫瑰花，情人节一起去吃个饭。她爸爸就是在女儿的“调教”下完成进化的。说“女儿是妈妈的小棉袄”，这话一点都不假。发明这句话的人，真该得诺贝尔奖。
我自称是个看得开的人。女儿剖腹产呱呱坠地的那一刻，我原以为会热泪盈眶——毕竟娘俩是不容易。但真到了那个时刻，我竟然没有一丝儿女情长，反而非常清醒地关心女儿是否需要去上海换血（ABO血型不合出生的孩子，可能会产生新生儿溶血症）。也许，是女儿的生存问题压过了所有一切，其他与生存无关的，都被弃之一边了。
女儿去重庆读大学的半年里，我只在某个晚上觉得特别落寞，特别想搂着她。那次是因为看了她的照片，勾起了思念。其他时间全被工作填得满满当当，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想她。偶尔我会感到愧疚。
我会想起幼儿园时的女儿。她常常是全班最早到校的，也常常是最后一个在传达室翘首等待妈妈的。因为她的妈妈刚调到萧山中学主管教学，她爸爸也刚好是主管教学工作的副校长。我要求别人在早自修时到校辅导语文，自己就没理由不到。女儿总是先随我到校，在教室门外玩，等差不多时候再被带到幼儿园食堂，买一碗馄饨，自己上教室。傍晚，她就在传达室门口张望，眼巴巴地看着一个个小朋友被爸爸妈妈带走。
寒暑易节，女儿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读小学时，有一个画面被永远定格在我脑海里。那是一天傍晚，我匆匆赶到湘师附小去接她，找遍所有教室都不见人影。整个学校空荡荡的。我扯着嗓子喊：“夏夏！夏夏！”终于，从一个办公室里传来了轻轻的哭声。我冲上楼，推开那间办公室的门，一眼看到女儿——她正把头埋进办公桌的柜子里，小屁股露在外面，伤心地哭着。也许在她心里，那一刻，妈妈不要她了，她被遗弃了。
现在回想起来，女儿爱咬手指的坏习惯，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养成的。而作为妈妈，我却从没从内心深处找过原因，没检讨过自己。直到写下这些文字，我才发现，我给她太少了。泪湿前襟，却也只能这样了。
值得庆幸的是，家里、学校里、社会上的各种力量交织在一起，竟然让女儿在我这样的教育下，依然品行良好、富有同情心、善良、娟秀，外表文静而内心刚强有主见，有独立办事的能力，还有团队精神和正义感。
说到善良，女儿经常还会“教育”我。有一次，我们坐三轮车，傍晚有说有笑地去买布料。不知道怎么回事，三轮车爬上了路边的侧石，我和女儿一起被甩到了车外。女儿立刻爬起来，伸手拉住我，扶我站起来。三轮车夫在旁边尴尬地站着，一个劲地说：“怎么会这样……”我检查了一下，膝盖擦破了皮，血丝渗出来，两腿划破了，掀起了表皮。我对车夫说：“还没有到。”
然后，我们继续坐上车。到了地方，我下车，没给车费就走了。走了几步，女儿悄悄问我：“你怎么不给车费呀？”她认为我太小气了——人家付出劳动就该得到报酬。我告诉她：这个车费不能给。我们和他之间构成了一个没有契约的契约关系。他把我们摔了，按理该把我们拉到医院去，他得出医药费。既然摔得不算太严重，那他就该为他的不当行为付出代价——代价就是这三元钱的车费。这是我的逻辑。女儿太善良，容易以后踏上社会被骗，她需要适时得到一些提醒和教育。不过当时，我也只是跟她讲了这番话，没有再多说下去。
当然，还有很多教育的机会，我都是笑笑就过去了。现在想来，也不是很妥当。但愿在以后的日子里，我能把女儿的教育当成一回事，认真去思考、去投入。
深夜，房间很静。窗外隐约有鼾声。我辗转难眠，把以上这些文字写出来。写完时，心里卸下了一些东西，感觉轻松了不少。这些文字，就当是她第一次独自在外、过第一个没有妈妈在旁的生日时，留下的一点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