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工程，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重点任务之一，同时也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其分量极重。这项工作由中宣部统筹部署，文化和旅游部指导，国家图书馆具体承担组织实施。项目的核心理念可以概括为八个字：“激活经典、熔古铸今、立足学术、服务大众”。换言之，就是从浩瀚的中华典籍中，精心挑选出最具典范性与影响力的百部著作，再用现代视角重新解读这些古代文本，让读者能从中汲取先贤的智慧与历史的经验，真正做到以史育人、以史资政，推动传统典籍在当代社会活起来、用起来，真正融入当代生活。项目自2016年启动至今，已顺利完成百种书目的遴选工作，累计出版图书85种，在学界、出版界乃至更广泛的社会层面都收获了极高评价。“古籍今说”这个栏目，会持续聚焦项目的代表性成果，深入解析这些经典所采用的重要底本，梳理它们的版本源流、刊刻脉络与递藏轨迹，呈现珍稀古籍历经沧桑、薪火相传的流转历程，帮助大家更深刻地认知、理解并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史记》一百三十卷，西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南宋黄善夫家塾刻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

说到《史记》这个名字，起初它其实是史书的通称，直到司马迁这部巨著问世，才成为专指。这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鸿篇巨制，以纪传为体、实录为魂，巍然挺立，成为中国史学与文学双峰并峙的奠基之作，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

文史双璧

司马迁胸怀“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的宏阔气魄，上溯黄帝，下至汉武，把三千年的历史风云浓缩进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余字之中。他首创的十二本纪、三十世家、十表、八书、七十列传，以纪传为经、书表为纬，系统完整地记录了西汉中期以前的历史图景，开创了纪传体通史这一影响深远的史书范式，为后世史家奉为圭臬。东汉班固盛赞其“实录”精神，称其“不虚美，不隐恶”。细看《史记》百三十篇，专门记述汉代的有六十二篇，兼及秦汉的有十一篇，详近略远，尤其重视当代史实。书里既有对陈胜、项羽这些草莽英雄的深切礼赞，也不乏对当朝君主汉武帝的直言讽谏，真正践行了“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理想，为后世史家树立了典范。它的文学成就同样光彩夺目：古文运动兴起后，韩愈评其文风“雄深雅健”，柳宗元称其“峻洁”；刘知幾在《史通》中将《史记》与《春秋》并列，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郑樵更是誉其为“六经之后，唯有此书”；赵翼断言“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梁启超尊司马迁为“史界太祖”；鲁迅则以“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作结——足见其融史识与文采于一体、独步千载的崇高地位。

宋椠典范

《史记》在流传过程中，文本形态经历多次演变，而宋代堪称其刊刻史上的鼎盛时期。其中，南宋光宗绍熙年间建安黄善夫刊刻的三家注合刻本，是现存最早将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合于一帙的完整刻本，在《史记》版本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黄善夫，名宗仁，福建建阳人，他所刊刻的《史记》三家注，历来被视为南宋建阳坊刻的代表之作。这个版本版式端严、纸墨精良，首次实现了三家注本的整合刊行，从此成为《史记》的主流版本形态。汉魏唐时期，《史记》主要靠写本传抄，裴骃首开夹注先河，唐代三家注陆续问世，构成了研究史上的第一座丰碑。而三家注合刻，则迟至宋代才完成，黄善夫本正好处在这个关键节点上。本中“集解序”后刻有“建安黄善夫刊于家塾之敬室”牌记，“目录”末附“建安黄氏刻梓”木记，是研究南宋建阳地区坊刻生态极为珍贵的第一手实物资料。如今存世的黄善夫本《史记》只有两部：一部是完帙，一部是残卷，弥足珍贵。

递藏归藏

黄善夫本《史记》在近世的流传过程，本身也是一段跨越国界的文化回归佳话。这个本子原为日本狩谷棭斋“求古楼”旧藏，后来散出海外。张元济先生购得其中六十六卷，入藏涵芬楼。据《涵芬楼烬余书录》记载，宝礼堂主人潘宗周另外收得《平准书》《刺客列传》二卷，尤其以《刺客列传》卷末袁克文的题识为证。袁克文嗜书如命，曾自号“皕宋书藏”，仿效黄丕烈“百宋一廛”，晚年家境困顿，藏书渐渐易手。潘宗周酷爱古籍，袁克文便赴上海售书，促成了宝礼堂的重要收藏。1939年潘宗周去世后，其子潘世兹继承父志，悉心守护藏书。抗战期间，潘世兹辗转将宝礼堂珍籍运抵香港妥善保存。新中国成立后，潘世兹慷慨捐出全部藏书给国家，这部黄善夫本《史记》残卷也随之重返故土，如今珍藏于国家图书馆。首册末尾还存有罗振玉、黄绍箕的观款，见证了中日两国学者前后相继的学术守护。

从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到如今宝礼堂遗珍回归公藏，《史记》不仅是一部忠实记录三千年王朝兴替的信史，更是承载中华文明基因的根本典籍。它所创立的纪传体例、所坚守的实录精神、所焕发的文学魅力，穿越两千余年的时空，至今仍在当代文化传承与创新中闪耀着恒久不灭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