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药研发正加速从‘紧跟全球步伐’迈向‘定义全球标准’，从‘跟跑’阶段逐步跨越至‘引领’时代……这不仅是行业的显著进步，更是国家创新能力跨越式发展的生动写照。”在2026年复旦大学校友返校主题大会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简称：复旦上医）杰出校友、礼来公司全球高级副总裁王莉在演讲中如此表示。
5月23日上午，王莉在校友返校大会上作主题发言
作为礼来全球高管团队中唯一的中国面孔，她在医药临床研究与创新药物开发领域深耕三十年，带领团队成功推动了包括阿尔茨海默病治疗药物多奈单抗在内的四十余款新药及新适应症在中国上市。更关键的是，通过积极推动中国融入全球同步药物研发体系，她将曾经长达8至10年的“中外新药上市时差”逐步压缩、消弭乃至逆转。2025年，她荣登《财富》杂志评选的“中国最具影响力商界女性”榜单。
中国创新药研发领域的发展历程，是一条奋起直追、逆势突围的崛起之路。回溯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全球创新药研发格局经历了深刻变革：研发模式从“偶然发现”转向“精准靶向”，行业态势从“欧美主导”演变为“中国加速崛起”。2026年1月，麦肯锡行业研究报告显示，美国在全球在研新药管线中占比49.1%，中国以26.7%的份额位列全球第二[1]。
短短三十余年间，中国以跨越式发展走完了发达国家近百年的进程，从仿制药生产大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创新药研发阵地。上海凭借深厚的产业积淀，已跻身全球医药创新核心城市之列，汇聚众多跨国药企并不断涌现原创成果。这段波澜壮阔的行业进阶史，既是国家对外开放与综合实力提升的时代缩影，也深深烙印着王莉坚守初心、踏浪前行、执着追寻医药梦想的成长足迹。
01
“他们的眼神里，
满是渴望、焦虑与不甘”
1996年，王莉硕士毕业照
1996年，王莉从上海医科大学（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硕士毕业，成为一名临床医生，并以优异成绩通过“打擂台”方式直升本校博士研究生。白天查房、看诊、写病历，夜晚研读文献、进行实验、整理数据，导师陆玮教授的言传身教，为她一生的职业道路奠定了底色。“陆教授平时对学生十分严厉，不苟言笑，但查房时，他会弯腰帮患者穿好鞋子；听诊前，会提前将听诊器在怀里捂热，再轻触患者皮肤。”这些细微、朴素且不张扬的举动，让年轻的她早早领悟：学医，学的不只是技术，更是仁心；行医，治的不只是病症，更是患者本身。
1999年，“出国潮”兴起，刚博士毕业的王莉也踏上了这条道路。那时，她徘徊在哈佛医学院校门口，一边震惊于这里没有围墙的校门、实验室之间可以自由穿梭、仪器设备能够彼此共享，一边因英语口语不够流利而感到窘迫。尽管学识满腹，却常词不达意，犹如“茶壶里煮饺子”，有口难言。
2000年，王莉在哈佛大学实验室
“当时国内科研平台、经费与资源与国际顶尖水平差距巨大，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一年的科研经费，甚至超过了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全年总额。”语言障碍、文化冲击与认知落差，让她首次直观感受到全球一流科研生态的开放、包容与高效，也让她更清晰地看到了当时中国医药研发在体系、标准与理念上与国际顶尖水平的差距。
在哈佛，她从消化肿瘤研究转向分子生物学基础研究，深入钻研基因编辑、细胞周期调控、肿瘤发生机制等前沿方向。她并未局限于单一疾病，而是在方法学、研究范式及科研思维上完成了全面拓展：从一名“看病的医生”，蜕变为“理解疾病本质与药物研发逻辑的研究者”。
2001年，王莉（左一）接待中国医学代表团
一次志愿接待国内医药代表团的经历，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方向。她发现国内专家对国际临床研究前沿、最新药物、试验设计、终点指标及数据管理等内容有着强烈的求知欲。“他们的眼神里，满是渴望、焦虑与不甘。中国医生渴望跟上世界步伐，中国患者期盼用上好药，但当时中国还不在全球新药研发的主流版图中。”
改革开放已走过二十余年，市场经济活力逐渐释放，但医疗卫生体系仍在转型，新药研发领域几乎一片空白。国内药企以仿制药为主，国际创新药进入中国往往滞后8至10年，中外之间存在一道无形却坚硬的“新药时差”。这道时差背后，是无数中国患者的漫长等待，也是无数中国医生的无奈——医术并不逊色，却无药可施。
那一刻，她下定决心回到中国，投身临床研究与新药研发，立志缩短时差、弥补差距。
02
“无需争辩，
只管用事实说话”
“办离职手续那天，我哭了很久，心中满是不舍、纠结与愧疚，五味杂陈。”回国后的王莉选择进入跨国药企，从临床研究一线做起。这条路在当时并不主流——医院通常是医生的主要归宿，而进入药企研发则被视为“离开临床、偏离专业”。面对国内尚不成熟、资源有限、理念滞后的医药行业，放弃安稳坦途，需要勇气、清醒、理性，也需要一点“野心”。
2002年，王莉（前排左三）加入礼来公司， 参与临床研究培训
“中国人需要自己的救命药，从事临床研究、开发新药，能惠及千万患者，推动整个行业进步。”她要做的是将国际标准、全球研发体系与先进试验设计带到中国，让中国从“被动等待新药”迈向“主动参与新药研发”。
行业研究普遍认为，2000年至2014年，是中国医药行业缓慢爬坡、艰难接轨的阶段。法规不完善、审评周期长、国际认可度低、临床试验质量参差不齐，跨国药企对中国持谨慎甚至怀疑态度。多数全球多中心临床试验不纳入中国；即使纳入，中国也仅是“数据来源地”，缺乏话语权、设计权与主导权。
“对接总部、解释中国数据、说服国际研究者、建立信任、证明中国团队能力、推动更多项目进入中国……”王莉在诸多落差、偏见与不信任中推进项目。她话不多、做事稳健、数据过硬、逻辑清晰、不卑不亢，在总部逐渐树立起“踏实、可靠、说到做到”的口碑。
“无需争辩，只需将过往项目的核查记录、数据完整性、受试者保护、伦理合规及国际核查反馈一一整理出来，用事实说话。”面对“中国研究质量不可靠”的质疑，她用证据消除偏见。面对“中国市场太小、投入不划算”的商业逻辑，她反复强调：“中国患者不是全球试验的附属，而是全球医疗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研发不是成本，而是未来全球创新的增量。”
她的成长与国家开放节奏高度同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外资药企加大在华投入，临床研究人才回流，行业意识逐步觉醒。她一步一个脚印，从项目负责人到部门负责人，再到高管，带领团队推动一个又一个创新药在华获批，将8至10年的时差大幅压缩。
2015年，成为中国医药行业的分水岭。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全面启动，简化流程、提高效率、鼓励创新、接轨国际、保护数据、加快境外新药上市。2017年，中国正式加入药品注册国际协调会（ICH），全面采用国际标准，中国成为全球研发体系的正式成员。
制度壁垒拆除，时差加速缩短，王莉迎来了职业黄金期，也见证了中国医药创新的黄金时代。
她不再只是“把全球药物带入中国”，而是推动中国实现全球同步递交、压缩获批时差，成为全球首批上市的国家之一。其中，最具典型性、挑战性也最具象征意义的，是多奈单抗的在华推进。
03
“我是一个不会轻易放弃的人”
“投入35年不放弃，屡败屡战。”王莉介绍，阿尔茨海默病被称为“医学最后的堡垒”、“神经领域的登月计划”、“脑海中的橡皮擦”……针对该疾病的药物研发失败率高达99.6%。全球药企前赴后继，收效甚微，而最初的全球关键研究仅在美国和日本进行，未将中国纳入。理由非常现实：优先考虑速度与风险控制，国际社会对中国研发质量仍有顾虑。据《柳叶刀・公共卫生》（The Lancet Public Health）2020年中国流行病学调研数据，国内现有阿尔茨海默病患者983万[2]。这意味着，近千万中国患者将继续等待数年。
王莉无法接受这一现实。她既是团队负责人，也是一名患者家属。她的母亲同样罹患阿尔茨海默病，她深知患者与家庭的痛苦、无助与绝望。她开始了漫长、反复且坚定的游说工作：中国患者数量庞大，需求迫切；中国临床研究能力已达到国际标准；不纳入中国，是对中国患者的不公；中国市场不是成本，而是未来全球价值的关键……
这一过程极为艰难。文化差异、决策链条长、风险偏好不同、资源有限、质疑不断。“我们顶住压力、逆流而上、持续沟通，用数据、过往成功案例、责任感与共情力，一点点争取、说服，建立共识。”最终，总部同意追加投资，启动专门针对中国注册的全球研究；同时，她与中国药监部门积极沟通，基于患者急需、临床价值明确和全球数据可靠，争取到加速审批通道。“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不会轻易放弃的人。”她笑着表示。
2024年，王莉主持中国临床研究质量高峰论坛
2025年，阿尔茨海默病修饰治疗药物多奈单抗在美国上市后，仅隔5个月便在中国获批。曾经的十年时差被压缩至五个月，在全球最难攻克的新药研发赛道上，中国不再缺席。这一案例后来被礼来全球CEO在全球领导力大会上作为标杆分享：“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敢于逆流而上，相信中国、尊重患者、尊重科学。”王莉在总部流传着这样的评价：一个敢说、敢坚持、敢推动改变的人。她打破的，不仅是中外新药时差，还有文化偏见、性别刻板印象与区域话语权失衡。
在她看来，中国医药行业从跟跑到并跑、领跑，离不开国家开放与政策改革，也离不开人才培养模式的突破。她特别关注复旦近年来推动的学科交叉融合，认为这是创新的关键支撑。
“交叉融合，本质上是拓宽视野。”她直言，“每个人的成长都不能只满足于专业深度，更要在广度和高度上拓宽思路，才能反向回馈深度。医药创新不是单一学科能解决的，临床、基础、统计、计算机、政策、产业，缺一不可。”
“我在哈佛做基础研究，帮助我理解药物机制；回到临床研发，让我理解医生和患者的需求；做管理，让我理解行业生态与全球协作。”她以自身经历印证交叉的价值——从临床医生到分子生物学研究者，再到临床研发管理者、跨国药企高管，每一步都是跨领域学习与融合。
“深根是立身之本，拓宽是致远之道。大学的精神，从来不是单一专业的深耕，而是开放、包容、打破边界。改革创新的精神，深深烙印在每个复旦上医人的血脉中。”她说。
04
取舍、转型与长期主义
“刚带团队那会儿，我甚至会偷偷嫉妒团队成员能在一线做专业工作，而自己却要周旋于人事协调、预算管理、跨部门沟通等繁杂事务，一度觉得‘荒废’了专业。”王莉的职业路径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多次关键选择与不断自我突破。每一次转型都伴随着取舍与阵痛，但她务实求真、开放进取的初心始终未变。
从临床医生到药企研发，是她职业生涯中的第一次根本性取舍。“临床是一条稳定、体面、受人尊敬的职业路径，做医生可以一直做到老；而药企研发，是一条未知、不确定且充满挑战的路。”但她非常清楚，两者的价值维度不同——临床面对的是一个个患者，而新药研发面向整个患者群体，有望推动行业整体进步。
从一线研究者到团队管理者，是她的第二次重要转型。放下手术刀、离开实验台、抛开熟悉的专业细节，转而拥抱战略、团队、跨文化沟通、资源协调与风险决策……身份转变带来的不仅是工作内容的变化，更是心理上的落差。“我每年都‘折磨’团队成员给我补课，因为临床研究和肿瘤领域进展太快，今天一个靶点，明天一个新细分，不跟进就会被落下。”她曾一度焦虑、纠结甚至自我怀疑，担心脱离专业太久，再也跟不上前沿。
历经沉淀与思考，她逐渐摆正心态，“管理不是自己做专业，而是让专业的人更好地发挥价值：把方向看对、把平台搭好、把障碍扫清、把价值放大”。管理者的价值，不在于亲自做实验或写方案，而在于搭建体系、创造环境、凝聚人才、推动突破。
“我们团队看重三点：学习背景、实战经历与软能力。学习背景是入门门槛，证明有扎实基础；实战经历看能否解决实际问题；而软能力，包括坚韧、沟通与批判性思维，是决定一个人能走多远的关键。”她表示，医药行业容不得“学生心态”，不能只靠证书和论文证明自己，真正的能力，是用知识解决新问题、用逻辑应对不确定性、用坚持扛过挫折。
她对团队成员的要求，无形中映射出复旦上医“正谊明道”的院训与“为人群服务”的精神。贯穿她整个职业生涯、始终坚定不移的，是长期主义。这份信念，让她挺过行业低谷、顶住外界质疑，也支撑着多奈单抗等高难度项目顺利落地。“行业变化太快，不能刻舟求剑，不能只看眼前利益。”她坦言，“做事一定要以终为始，把时间轴拉长，看清自己真正想做什么、能为患者带来什么价值。只有看得长远，遇到挫折时才会更有韧性，能够坚持下去”。
未来，中国医药创新仍道阻且长，前路挑战重重，但对外开放与自主创新的发展大势坚定不移。一代又一代复旦上医人、中国医药人，也将继续以初心赴使命，以专业赴时代，在行业浪潮中、在全球舞台上，书写更多属于中国的创新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