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技术带来便捷,却也让我们变得脆弱、可控,甚至孤独,这句话在今天听来格外真切。数字时代,尤其是AI爆发以来,从ChatGPT到DeepSeek,再到各类个人AI助手,乃至春晚舞台上令人惊叹的人形机器人,我们几乎无时无刻不在与算法共舞。它决定我们看什么、买什么、做什么,甚至影响我们的职业前景。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种解放,帮我们摆脱了重复劳动和无谓的选择;但往深处想,一种更隐秘的束缚也随之而来——我们把自由“外包”给了机器,而机器的规则却深不可测。结果呢?我们失去了对未来的掌控感,一种“被控制”的无力感油然而生,随之而来的便是对未知的恐惧和“被取代”的终日焦虑。

《算法焦虑:数字时代的恐惧》,[澳大利亚 ]安东尼·埃利奥特 著,徐法寅 译,格致出版社2026年出版
已经不是“会不会”,而是到了“什么程度”
其实,技术恐慌并非新鲜事,每一代人都有自己担忧的对象,只是内容在不断迭代。随着技术渗透的领域变化,恐慌的焦点也从最初的实体制造,转向了更广泛的认知层面。回想2010年代,恐慌还主要集中在特定行业的从业者身上,担心机器抢走饭碗,那多少带着对新生事物的陌生与本能抗拒。到了2020年代初,恐慌面迅速扩大,从特定行业蔓延到更多领域,从基础劳动者波及高级专业人士。而如今,几乎每一位深度触网的个体都难以置身事外,恐慌的性质也从对技术本身的恐惧,转向了对技术可能被滥用的深层忧虑。
甚至,一种共识正在悄然形成:算法已经在对我们进行“软控制”,无论是注意力、情绪还是社会关系。所以,问题的核心早已不是“算法会不会控制我们”,而是“它已经控制到了什么程度?”以及更关键的,“我们该如何应对?”
在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巨浪中,社会学家的视角往往能帮我们穿透迷雾,看清本质。安东尼·埃利奥特的《算法焦虑:数字时代的恐惧》正是从宏观社会理论切入,剖析这种焦虑如何像空气一样渗入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从ChatGPT制造的“逼真假象”,到社交媒体引发的青少年成瘾危机,再到对通用人工智能(AGI)的末日想象,作者串联起大量零散的AI恐惧现象,将矛头对准了亚马逊、元宇宙乃至《鱿鱼游戏》这样的流行文化产品。他指出,一种“氛围式焦虑”如同背景噪音般笼罩着现代社会,并将其形容为“涡轮增压焦虑”——它将普通的焦虑放大、强化,加速成为一种更激烈、更弥漫、也更难摆脱的慢性状态。这种状态是全球性的,东西方皆然。它带来的悖论是:我们看似拥有无限选择,感受到的却是自由被剥夺的窒息。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书末提出了制定人机交互伦理准则的构想,但对于身处焦虑中的个体该如何具体行动,并未给出明确的方法论。
如果说埃利奥特描绘的是一幅焦虑弥漫的宏观图景,那么哈蒂姆·A.拉赫曼的《无形之笼:算法如何控制劳动者》则提供了一份扎实的微观实证报告。基于其博士研究和长达六年的田野调查,该书深入剖析了Talentfinder等在线劳动平台,揭示了算法如何通过一套不透明的评分机制,将程序员、设计师等高技能自由职业者卷入永无止境的试错循环。劳动者不得不持续调整自身行为以迎合算法,无形中让渡了自身权力。
书中提出的核心概念——“无形之笼”,其灵感正来源于数字平台算法的不可见性与动态性。平台可以单方面、随时调整规则,而劳动者只能被动地猜测、试错、适应。一旦评分走低,便可能面临多个平台的联合惩罚。于是,高技能劳动者开始“积极实验”,寻找刷好评等策略;而低技能者则可能逐渐被淘汰出局,上演一场数字时代的“物竞天择”。
当规则制定者从自然规律或“可见的权威”(如老板)转变为不透明的算法中介时,人们就如同进入了一个看不见的牢笼。你明确感到被困,却摸不到栅栏,也找不到出口。在AI驱动平台扩张的时代,企业对算法管理的依赖日益加深。《无形之笼》特意将研究对象锁定为“高技能自由职业者”,其深意在于打破一种幻觉:即便那些自认为拥有高度自主权和稀缺技能的精英阶层,也同样无法逃脱算法评估的隐形操控。所谓“独善其身”,在算法时代或许只是一种奢望。

《无形之笼:算法如何控制劳动者》,[美]哈蒂姆·A.拉赫曼 著,杨华锋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6年出版
让算法归算法,让人性归人性
将埃利奥特的宏观理论与拉赫曼的微观实证并置阅读,会发现它们构成了完美的互补:前者偏重理论,勾勒出算法如何为现代焦虑“涡轮增压”,并将其渗透至隐私、真相与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后者则立足实证,用具体案例揭示了这种焦虑如何在职场中落地生根,形成实实在在的操控机制。
当然,两本书的侧重点都在于揭露和剖析算法的负面影响,并未提供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方案。它们更像是一份详尽的“诊断报告”,告诉我们正在发生什么,以及我们必须了解什么。但这恰恰为读者留下了宝贵的思考空间。毕竟,应对之道从来都是千人千面,作者只能提示路径,是否可行,终究取决于个人的实践与探索。
正如埃利奥特所强调的,这些恐惧并非遥远的科幻预言,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它持续重塑着我们的日常生活、社会结构乃至自我认知。如果我们能够通过这些著作“看见”社会运行的复杂剖面,并清醒地意识到“恐惧正在发生”,进而主动去接触和拥抱这些认知,调整好心态,那么就一定能摸索出属于自己的应对方法。因此,沉溺于悲观与无力感并无必要。
话说回来,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过去几十年的技术变革,会发现算法和技术淘汰的,往往是那些固步自封的岗位,终结的也多是那些等待指令、缺乏主动性的职业生涯。真正的挑战,或许从来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我们如何重新夺回对“自由”的定义权,避免让算法替我们决定一切。
所以,当下最危险的姿态就是静止不动。我们需要在算法的浪潮中保持清醒,既不盲目崇拜技术,也不消极逃避。真正的出路可能在于两点:其一,是学会“阅读”算法,理解其基本逻辑、固有局限以及背后隐藏的权力结构;其二,则是坚守那些算法无法量化、独属于人类的特质——比如直觉、共情、创造力和道德判断。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我们无法拒绝算法时代的到来,但完全可以拒绝成为算法的附庸。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说,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在这个算法日益渗透生活的时代,重新审视并编织属于我们自己的意义之网,或许正是挣脱那“无形之笼”的第一步。
当技术试图定义我们之时,我们更需要不断追问:我们究竟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当算法成为最亲密的决策伙伴,当机器宣称“它比你更懂你”时,人类还剩下多少真正的自主?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又该如何锚定?这个问题的答案,永远不该交由算法来书写。算法可以规划最优路径,却无法替我们感受旅途中的风景;可以量化效率高低,却无法定义何为值得过的人生。真正的自由,从来不是拒绝使用一切工具,而是在面对任何工具时,依然能保有“我选择、我判断、我负责”的独立主体性。
